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来源：《求是》2023/01 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01-01 09:00:00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当前，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系统性布局了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历史性绘制了数据要素发展的长远蓝图，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一系列细化制度举措，扎实推进“数据二十条”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一、深刻认识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重大意义
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而这次“飞跃”，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数据要素带来的变革性影响。过去10年，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参与社会生产生活，数据生产力得到显著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客观上要求生产关系的新进步。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与时俱进地调整与数字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持续向纵深推进的标志性、全局性、战略性举措，是立足我国国情、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规律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是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畅通经济循环。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可复制、非消耗、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等新特性，打破了自然资源有限供给对增长的制约，能够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不竭动力。同时，数据对其他生产要素具有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可以推动资源快捷流动、市场主体加速融合，提升经济社会各领域资源配置效能。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明确数据产权、流通、分配、治理等规则规范，解决数据谁能用、怎么用等关键问题，推动数据要素市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不仅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加快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而且有利于赋能实体经济，促成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支点，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以赋能实体经济为重点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图为2022年6月19日，浙江宁波的一家智能工厂在作业。该工厂通过工业大数据应用，实现从订单到交付的智能化，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供图
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谱写“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对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治理，已有较长的历史和较为丰富的经验，但是对数据要素的认识相对粗浅，尚在不断深化过程中。由于数据自身具有无形性、负外部性、难以追溯等特点，数据在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删除、销毁等全生命周期中都存在需要关注的潜在问题风险。传统治理模式和手段难以跟上数据流通应用的实际需要，条块分割的行业和属地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数据要素跨地区、跨行业、跨层级流通交易的治理需求，线下治理难以满足数据要素市场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趋势。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补齐数据要素协同治理制度短板，有利于支撑构建符合数字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治理机制，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并先后将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纳入要素参与分配。前几种要素都是顺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要求，在借鉴西方经验基础上逐步深化改革的成果，而提出数据要素参与分配是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发展趋势，率先在国际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突破。数据要素天然具有非稀缺性、非独占性，可被多方共同使用，彼此之间互不影响，同时可以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这为通过分配机制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带来了新契机。同时，这也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中与时俱进的一次开创性探索和实践。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变革，有利于数字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助力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顺应信息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当前，数据要素正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开放与合作的重要纽带，全球数字经济开放合作正进入数字技术和国际贸易深度融合的发展阶段。2021年，全球跨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3.86万亿美元，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达到63.3%。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有利于推动数据要素有序跨境流通，系统提出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发展主动权。
二、准确把握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
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数据要素新特征十分复杂，对传统产权、流通等制度规范提出新的挑战，成为制约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关键，在全球范围内尚无成熟的解决方案。我们要认真学习、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要素的重要论述，坚持改革创新、系统谋划，准确把握发展和安全、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包容和审慎等四个方面关系，统筹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树牢底线思维、系统思维。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大规模使用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数据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动能。另一方面，数据承载着人类活动形成的信息，构成社会空间的数字镜像，同时也包含着大量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当前，我国已出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初步搭建起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框架体系，设置了数据安全的基本底线。我们要趋利避害，设置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红绿灯”，把必须管住的管到位，对可以探索创新的领域保持政策弹性，在守住底线前提下给市场主体留有试错空间，充分激发数据要素活力。
近年来，我国充分发挥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图为贵州省贵阳市一家企业的物流数字港。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供图
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体现效率、促进公平。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离不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共同发挥作用。构建超大规模数据要素市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和调节作用。在政府侧，坚持有序引导和规范发展，守住安全底线，明确监管红线，打造良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环境；在市场侧，树立企业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强化社会责任和内生治理机制。促进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数据要素治理格局，避免数据要素市场发展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怪圈。
引导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上下一盘棋，统一大市场。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一些地方从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出发，创造性先行先试，研究出台地方性数据条例，探索建设数据交易场所，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数据基础制度落地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统筹部门和地方力量。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数据产权制度实践、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做大做强数据要素型企业等方面敢闯敢试，鼓励守住底线、狠抓改革创新、重抓推进落实；另一方面，要坚持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一盘棋”系统推进，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跨部门协调机制作用，形成各地区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防范各自为政、画地为牢，防止各区域形成彼此割裂的“小市场”。
传递好包容和审慎两种态度，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新事物往往伴随巨大不确定性，要在宽松的创新环境和严格的底线守护中实现稳步发展。目前，各国对数据的认识还不统一，数据要素确权、定价、交易、监管等配套制度尚未成型，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对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规律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同时，数据基础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经济转型、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落地过程中将会面对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要充分尊重和认识数据产权、流通、交易、分配、治理、安全的基本规律，在实践中完善，在探索中发展。加快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强化分行业监管和跨行业协同监管，以小步快跑、迭代创新的节奏，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治理和发展之路。
三、深入推进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构建的重点任务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问题导向，遵循发展规律，创新制度安排，聚焦“数据二十条”描绘的数据要素发展蓝图，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扎实推进一批国际先进的高水平数据基础制度。
着力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推动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跳出所有权思维定式，聚焦数据在采集、收集、加工使用、交易、应用全过程中各参与方的权利，通过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强化数据加工使用权，放活数据产品经营权，加快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体系建设，为推动数据有序流转、鼓励数据开发利用、引导数据产品交易、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公共数据确权授权，加大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发挥公共数据在数据要素开发利用中的基础性、引领性、示范性作用。推动个人数据确权授权，探索个人数据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合规使用的方法路径，回应个人用户和数据处理者的普遍关切。推动企业数据确权授权，保障企业投入的劳动和其他要素贡献获得合理回报，鼓励企业“用数赋能”、“逐数兴业”。
着力建立数据流通和交易制度。在国内外数据交易相关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结合数据要素特点和场内、场外交易现状，从规则、市场、生态、跨境等四个方面提出构建适应我国制度优势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聚焦当前数据交易市场建设现状与问题，统筹构建数据交易场所，重点要完善功能定位、探索发展模式、优化运行机制，坚持场内集中交易与场外分散交易相结合，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交易体系。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服务生态，充分发挥数据商“燃料”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助燃剂”作用，培育一批活跃的数据要素市场主体。构建数据安全合规有序跨境流通机制，积极探索离岸数据流通和服务外包等新模式，探索在数据安全保护法框架下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方式，助力我国企业“走出去”和境外数据“引进来”。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依托政务数据共享，通过自助终端设备整合多部门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服务，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图为2022年10月24日，福州市一家企业工作人员对便民自助终端进行产品软件测试。 人民图片 谢贵明/摄
着力建立数据收益分配制度。健全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以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为出发点，肯定数据处理者的劳动价值创造，着重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投入产出收益，牢固树立“劳动创造价值”的数据观。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践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让数据要素价值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数据之上多元的利益主体“各得其所”，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同时，要扶持中小企业“用数赋能”，防止和依法规制资本挟持数据产生的无序扩张和市场垄断等问题，助力实现“业者有其数、数者有其得”。
着力建立数据要素治理制度。创新政府数据治理机制，既要鼓励企业在数据要素应用上的首创精神，又要建立有效的“数据沙箱”机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着力避免“管死不放”和“放而不管”两种极端，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压实企业的数据治理责任，使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拥有的权益相匹配，避免片面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现象影响社会公共利益。针对数据要素涉及主体多、流通快、管理难等特征，鼓励发挥数据要素领域行业协会作用，加快形成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引导基层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民众等数据相关主体，通过互动、协商、合作，实现对数据要素的共同治理，促进数据要素治理体制机制最优化。
构建系统完备的数据要素制度体系并非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统筹推进，强化任务落实，创新政策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行业在机制、路径、模式探索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积累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稳步构建以“数据二十条”为纲领的“1+N”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数据产权界定、数据市场体系建设等制度和政策，更好构建完善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体系化制度支撑。
数字化转型重在制度创新和环境优化
来源：经济日报2023-01-10 09:45
作者：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数字技术大国，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数字技术加速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加快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大势所趋、必由之路，对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利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发展，各部门各地区积极响应、迅速行动，纷纷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了积极进展，具备了良好基础。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已培育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50家，工业设备连接数量超过7900万台（套）。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尚处于从试点培育到快速成长的过渡阶段，进一步转型的潜力和空间依然很大、任务依然艰巨，还面临着关键技术和产业基础薄弱、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工业物联网标准尚不健全、数据安全法规保障滞后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亟需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协同发力加以解决。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是智能化改造还是数字化转型，企业都是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转型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产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政府发挥作用的关键，就是要从克服和缓解企业转型面临的各种问题、困难和制约因素出发，尽可能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企业赋能，增强其转型的能力、意愿和信心。
立足当前，实现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关键在于制度的不断创新完善和环境的不断优化，以下六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
第一，进一步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机器设备数据、工业信息化数据和产业链数据，生产设备的数字化程度直接决定了生产数据采集能力。近年来，我国虽然在生产设备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等方面进展显著，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下一步要着眼于提升内外贯通能力，协同推进内网和外网建设。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企业内部设备的技术改造。我国制造业门类众多、市场主体数量庞大、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要想进入人机互联阶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的任务依然很重。为此，要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等手段，激励和支持企业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建设企业内网。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支持企业建设5G全连接工厂，持续增强企业外联能力与稳定性。
第二，促进制造业数据的联通与共享。数据的联通与共享既是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前提基础，更是充分释放数据潜在经济价值的关键所在。目前制约数据联通共享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标准问题，二是数据安全问题。调研发现，当前制造业企业的存量设备供应商和型号众多，由于各家设备接口不统一，通信协议不兼容，往往需要进行数字化改造才能接入系统当中，不仅增加了连接上云的难度，也增加了连接成本。处于同一产业集群及不同产业集群间的利益相关企业，出于商业利益和风险规避的考虑，共享涉及生产经营等企业数据的意愿不高。此外，由于目前缺少具有公信力的数据共享机制，产业链数据更加难以互通。因此，下一步要聚焦促进数据联通与共享这一重点，进一步完善工业设备的互联互通标准，推动工业设备接口互认、协议兼容，提升行业设备的联动能力；加快研究制定统一的工业大数据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提升工业数据治理能力，促进数据合理流动、安全交易、共享使用。
第三，强化专业型和复合型人才供给。与过去的信息化主要侧重于企业流程再造不同，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转型，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与经营模式的深层转型，是涉及企业战略、组织、运营、人才等的体系化变革和全方位创新。因此，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既需要企业领导人立足行业发展大势，以数字化转型带动整体战略升级，也需要全体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支持，特别是需要既懂数字化技术又懂经营业务的高级复合型专业人才的支持。调研显示，高级复合型人才短缺是当前企业转型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为此，要强化政策引导作用，充分发挥高校、企业、平台等各方主体优势，立足产业转型需求和人才梯队的有机组合，多维度完善数字化转型人才的培养体系。同时，要努力打造数字化转型人才共享资源池和数据库，综合采用企业内训支持、专家顾问服务、联合培养认证等方式，实现高端人力资源的跨界流转与开放共享。
第四，支持培育数字化转型集成服务商。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绝大多数并不具备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积累、人才队伍和集成解决能力，需要服务商对企业进行专业诊断，提供从规划设计、系统开发、建设部署到运营维护的一揽子服务。调研发现，目前，在企业数字化转型集成服务市场上，服务商服务能力和质量参差不齐，一些服务商的集成能力、智能化能力存在不足。为此，一方面，要通过政府采购等适当方式，激励集成服务商结合既往经验，梳理形成分行业、分区域、分类型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及推进路径，形成经济适用的标准化模块，降低方案成本。另一方面，要鼓励和促进不同行业、专业领域的服务商，通过联合或合作等方式，形成综合服务能力，提供集成改造和整合方案，并支持其将各种制造经验数字化、模块化、通用化，赋能更多传统制造企业。
第五，完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支持政策。目前，我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设备、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很多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补齐尚需时日。破解关键共性技术难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多措并举。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支持政策，把支持的重点放在智能传感器、云化工业软件、云计算中心等关键技术领域，激发创新合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产学研用的对接沟通，联合开发面向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需求的系统和装备，用好用足相关财政支持政策，助力装备企业在实用迭代之中实现质量提升。
第六，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有关调研发现，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发展战略缺位、转型缺乏方向。近年来，受国际形势等影响，企业经营环境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数字化转型本质在于“转型”，未来愿景不明，转型方向不清，数字化的方向也难以确定，动力和能力自然就会不足。当前情况下，促进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不能就数字化论数字化，必须首先解决好企业发展环境、发展方向与发展信心问题。换句话说，除了要注重优化与数字化智能化直接相关的外部政策环境外，还要高度重视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包括监管政策的进一步透明和稳定、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改革的加快推进等。只有这样，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才能具有更坚实的基础，也才能取得更好和更可持续的效果。
以数字经济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2-12-27 03:20
作者：侯志茹（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发展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乡融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39.8%，数字产业基础更加坚实，数字赋能作用日益凸显。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十部门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明确指出要着力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坚持统筹协调、城乡融合。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因而，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驱动作用，全面挖掘数字经济破解产业空间束缚、优化要素布局、均衡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数字经济催生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
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将新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字经济对一、二、三产业具有极强的渗透性，通过与城市传统产业、农村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业等产业结合，不断涌现以智能工厂、创意农业、体验农业等为代表的新产业，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途径。
首先，数字经济拓宽了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广度。过去，城乡产业融合多是发生在城乡一、二、三产业之间或内部，一种或两种产业通过要素交换、产业链延伸、提供配套服务等方式建立城乡间产业联系，从而实现融合。例如，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融合发展模式，就是通过延伸产业链，将城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家庭农场与普通农户置于同一价值链中，从而共享产业发展成果。这种城乡产业融合受限于传统技术范式，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存在大量信息壁垒，信息获取和挖掘利用难度大。数字经济的横空出世激发了产业融合创新，形成城乡全产业链由线下向线上融合发展的趋势。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打破不同行业、企业以及市场间的信息壁垒，挖掘大量生产者、市场上下游主体以及消费者生产的海量数据，分析提炼出有用的信息，进行交互连接、融合使用，使数据的价值大大增加，从而催生跨界融合的新业态。如消费互联网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及共享生产平台等，将信息要素与物质、资金等要素重组，使产业链结构发生改变，原有的产业边界被打破，产业融合空间得以拓展。
其次，数字经济促进城乡产业深度融合。2020年国家发改委发文，将“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上升到国家层面，借助大数据技术与互联网平台，实现城乡产业的紧密“联网”与深度融合。如，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流通营销、农旅产业等数字化改造升级，拉长特色产业链，使得智慧农业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必然；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能够以工业应用为核心，基于原材料质量和数量的稳定需求，反向推动上游农业生产的标准化、数字化建设，协同发展；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物流、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也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势头强劲的现代服务业可向上整合供应链，以数字化供应链带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
最后，数字技术加快了城乡产业融合速度。数字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平台和经济主体可以通过“产业互联网生态圈”内的技术溢出与扩散获得技术进步，当这类技术扩散到农业生产中后，便可以激励农村经济组织数字化改造，加快农村经济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乡村建设，形成与城市经济相配套的现代化农村经济，进而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数据新要素赋能城乡要素融合新动力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明确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一道，成为完善要素市场配置的范畴。城乡融合所拓展的巨大市场是数据要素实现资源价值、提高要素贡献率的重要场所。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是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高效配置城乡要素、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过程，数据进入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中，能够参与该过程的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
一是数据要素促使城乡要素生产率提高。数据要素具有共享低成本性，相比传统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有利于城乡要素融合发展。由于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可再生、可共享、非消耗等特点，从而导致数据共享的成本较低，通过建立城乡大数据平台可以实现数据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双向流动。就数据使用主体而言，数据要素还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随着数据规模的扩大，数据的价值还会呈几何级数上升，因此，不同数据平台还会主动联合，提高数据要素城乡间流动速度，加快要素使用效率。
二是数字经济有助于传统要素在城乡之间精准配置。数字经济的出现给劳动者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就业机会，改变了传统的就业方式。就业时间和地点的灵活性降低了乡村剩余劳动力来城市寻求工作的门槛，提高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效率。数字普惠金融等模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融资主体的外源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门槛，推动城市资金向农村下沉，使在传统金融体系下受到“排斥”的农村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可以较为容易获取金融服务，进而提高资金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效率。
另外，在数字经济共享平台效应作用下，信息流不再被城市供应链里的巨头企业进行垄断性分配，市场需求变化被迅速感知和反馈。因而，通过打造城乡信息技术对话平台和城乡共享的服务信息查询“云平台”，能够破除城乡信息壁垒，使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农产品生产者、供应商、物流渠道商、产品加工商、消费者等不同角色传统定位悄然转变，互联互通，逐步将信息资源整合共享与利用，从而实现城乡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要素资源自由流动。
数字技术引导城乡公共资源配置达到新均衡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推进城市优质教育、医疗以及人力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实现城乡公共资源异地化使用，合理化分配。“十三五”期间，我国区域和城乡之间的数字接入鸿沟有所弥合，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从2016年底的36%缩小到2021年6月的19.1%，网络扶贫取得显著成效。在“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依托数字经济高效发展，不断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城乡互动发展，增强区域整体实力，加快走好城乡一体、融合均衡发展之路。
一是运用数字技术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教育体系，让城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基于互联网平台，可以自由分享城市示范性学校和名师所开设的各类公开课、精品课和慕课等学习资源，让农村学生可以以较低成本获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从而真正实现高质量公共教育资源城乡共享。截至2021年底，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联网率已从2015年的69.3%上升到99.7%，通过开展“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同步课堂”等，让更多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孩子享受到更多优质教育资源。
二是数字化协同应用可以提高城乡社会服务的普惠水平。如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实现提档升级全覆盖，城乡居民可以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建立电子健康档案，现代数字技术与城乡生产生活全面融合。如，借助远程技术，村民能够实时接受城市医院医生会诊；通过大数据中心对接卫生专网，让村民享受城市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针对农村转移人口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社会保险关系网上转移接续，等等。
三是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打造智慧共享的新型数字生活。“十三五”期间，我国信息消费实现快速增长，持续拓展数字生活新空间。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3.1万亿元，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消费呈现高增长态势。数字经济发展将带动数字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进一步丰富民众的数字生活服务供给。在“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加大数字生活产品供给，提升民众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
四是通过城乡智慧治理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比如，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将乡村数字治理纳入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一体化服务模式，提升村务、党务、资产管理信息化水平，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城乡治理一体化。通过“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形成线上线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等等。利用数字技术，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总之，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可以让集中在城市地区的资源向乡村流动，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共享，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19BJL050〕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7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