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逻辑

丁立群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第1期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逻辑。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总问题，并由几个相互联系的派生问题构成一个完整体系。第一，以“未来”为本位的文化传统观。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存在论基础。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目的是实现传统文化范式的转换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重建。第三，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实践。文化主体性表现为人对文化的自觉认识和反思，以及创新文化的实践活动，使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文明交流互鉴和创造新的文明形态成为可能。第四，现代文明新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必然是造就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其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范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搭建了世界历史舞台。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未来”本位 文化主体性 新的文明形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完善。深入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阐发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是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涉及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全面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总问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围绕这个总问题，还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派生问题。其中，总问题的解决，也预示了派生问题的答案。

一、文化与文化传统：“未来”本位的文化传统观

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文化，以及什么是文化传统。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的感觉、知觉、观念、思想和劳动实践所及的一切创造物。习近平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这里所说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总和即所谓广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创造物的总和，而人的创造物的总和就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世界。狭义的文化指的是精神文化，以文学艺术、思想观念等为表现形式。根据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理解，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它大致可分为心理、观念和思想三个层面，其核心是作为精神产品的各种知识，这显然是指狭义的文化。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除在个别语境，如前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总和的意义上，意指广义的文化，更多的情况下指的是狭义的文化，也就是专指精神文化。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一对相关联的概念：传统文化构成了文化传统的基本内容。在一般理解中，传统文化偏于从静态意义上表述文化传统；而文化传统则是传统文化的“流动”状态或历史形态，偏于从动态意义上表述传统文化。在某种情境下，二者也可以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关于文化传统的性质，总体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文化传统观把文化传统看作既定的、僵死的，即文化传统就是特定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而传承下来的固化的、稳定的东西，是一种逝去历史的文化遗存或者文化“木乃伊”。另一种文化传统观则把文化传统看作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生命体，是不断生长的生命存在。前一种文化传统观所秉持的是一种物理的时间观，是“过去”本位的。在历史时间的三个维度中，它把文化传统界定在“过去”之中：所谓文化传统就是历史已经“过去”的给定存在，而“现在”和“未来”都应当灌注到“过去”的范型里，成为“过去”历史的复制，而且无限复制下去。这就把“现在”和“未来”变成了毫无新内容的空洞的时间，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承载陈旧的“过去”。在此基础上，这种理解就把传统固型化，并把主要精力放在确定所谓传统的精神特质上。这是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必然导致文化封闭主义。其要害在于，这种文化传统观从存在论意义上彻底否定了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后一种文化传统观则秉持一种人文的时间观，它不同于物理的时间观，是“未来”本位的。这种观点认为，文化传统并不像人们通常认知的那样，是存在于“过去”的僵死固化的历史文存或者文化“木乃伊”。与此截然相反，在它看来，文化传统是“既成文化”和“未成文化”的统一，在历史时间的三个维度中以“未来”为本位、以“现在”为问题源头、以“过去”为基础。在这样一种理解框架下，文化传统的“现在（现实）”意义和“未来（理想）”意义才能被充分发掘，“过去”“现在”和“未来”才不会变成空洞的物理时间形式，而是成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的生成和丰富的过程。正如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我们要“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所谓“向前看”，即是展望“未来”，以“未来”为本位；所谓“向后看”，即是以“过去”为基础。这样理解的文化传统才是一个能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毋庸置疑，后一种文化传统观才是对文化传统的正确理解。在这种文化传统观下，文化传统呈现出文化本体与文化变体之间的递次转化关系。按照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解，对文化传统的阐释过程就是阐释主体与历史传承物的“视界融合”的过程，并由此出现了与文化本体相对的文化变体。在文化传统生长和流传的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一种或多种对文化传统的阐释文本，即文化变体。这种绵延不绝的文化变体，本质上是文化传统的本体即文化传统本身在当前时代的继续发展。正是文化传统的本体与变体的递次转化，消解了文化传统给定的固化结构：文化传统的变体不断地改变着本体的面貌和内涵，使文化传统处于不断消解、不断重建的过程中而实现活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为一个活跃的生命体、一个绵延不绝的生长过程，就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存在论基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正确理解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以“现实”为坐标、以“未来”为本位的。也就是说，这种复兴不是一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好古癖”，而是要以未来为旨归，致力于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有形态与现时代之间已经形成了很大的“文化堕距”。这使它在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时显得左支右绌，既不能成功地抵抗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不能被直接拿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而要消除这种“文化堕距”并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现代的，就必须保证它的复兴不是原教旨式的复兴，而是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消解其概念、命题、理论中的封建因素，实现传统文化范式的转换。这里的“文化范式”是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对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范式”概念加以改造后形成的能够应用于文化领域的概念，也被称作“传统”或“共同体”。文化范式在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三个阶段：传统的确立、传统的危机和传统的重构。但是，与库恩强调范式转换的历史逻辑的非连续性不同，麦金太尔强调传统或共同体的历史逻辑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在一个文化传统的危机中，该传统有可能借助另外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重建新的认知构架和理论体系来解决危机，从而继续延续下来。麦金太尔的这种文化传统观对于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式转换，并不是彻底割裂文化传统、全面否定传统文化，而是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促进传统文化的新生再造。

另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在世界现代化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为旨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一种总体上的现代性重建。“创新性发展”表明了“创造性转化”的方向，即这种转化既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原教旨式的复兴，也不是新儒家以儒家哲学为“宗”、融合外来思想的准原教旨式的复兴，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使其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现代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诠释、相互融合的过程，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理论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旺盛生机和活力，使之能够成功应对和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时代问题，同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的过程，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

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有两种思想倾向值得注意。第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命题、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某些概念、思想进行机械对比、简单等同。比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向往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作机械的比较，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作简单的等同，认为它们是相融相通的。这种所谓的“相融相通”，本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封建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这是完全没有根据和断然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它们只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实质上却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理论是最重要的激发因素，只有在它的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第二种倾向是忽视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即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西方文化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我们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面对的重要背景元素。西方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个比较成型的范本，并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旨在克服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弊端，重建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和理想形态。因此，作为西方现代化的文化意识形态，西方文化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时需要批判借鉴的重要资源。

三、文化主体性：文化创新与文化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场伟大的文化实践。“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实则来源于人的主体性。从哲学上看，人的主体性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由自在状态上升到自为状态，从而达至一种自觉性。它表现为自由意识、自主意识、主动意识以及在这些意识支配下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主体性自然会表现在文化之中，形成文化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就是对个人所属文化的自觉认识和反思，以及创造性的文化实践活动，表现为文化传统的自觉创新和不断生长。可以说，文化主体性内蕴着文化实践的意涵。

“文化实践”概念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威廉斯从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概念衍生而来的。他把社会等同于文化，把文化看作一种具有社会总体性的概念，把文化实践称作“不朽的整体实践”。文化实践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其一，在社会延续意义上，文化实践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威廉斯称之为“生产型的社会力量”，“因为它真正要做的是，超越局限性的公式，恢复完整的社会物质过程，尤其是恢复作为社会物质过程的文化生产”。其二，在文化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上，文化实践是文化意识形态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克服过程。威廉斯指出，在所有庞大的上层建筑变革中，人们可以意识到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并有意识地利用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加以克服，这一过程就是政治实践和文化实践。其三，从文化政治学立场上看，文化实践的具体机制是争夺文化霸权。威廉斯认为，“意图”是统治阶级文化实践主体性的显现。谋求文化霸权实际上是一种包含“意图”的文化实践。它强调文化主导权的阶级区别，即由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构成的动态文化结构，并维持着三种文化之间互相“抵抗”和“收编”的平衡，超越了静止状态的文化。同时，它更加隐蔽地潜藏在政治和经济体系之中，超越了相对来说形式规范、表述清晰的阶级意识形态。“文化实践”概念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呼应了当今时代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的重大变化，概括了当前人类实践的重要形式。对于本文所论问题来说，可以把“文化实践”概念析取出来，用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内涵。没有文化实践的文化主体性，只是空洞的文化主体性，就如同唯心主义空洞的自我意识一样。所谓文化实践，就是具有总体性的文化传统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支配下对文化的重构活动，它当然也包括文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一场伟大的文化实践活动。这种理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确立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自信既不是文化自大，也不是文化盲信，二者都不能导致一种文化创新，而只能导致文化发展的停滞。文化自大与文化盲信是有因果联系的，文化盲信是因，文化自大是果，它们都建立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情绪的基础上。而所谓文化自信，是一种特定文化的主体在对自身所处文化的理性认知的基础上，确认这种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即具有成功应对和解决自身所面临时代问题的深沉的力量。有了文化主体性，就使文化主体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中，在与新环境、新问题的遭遇中，能够始终保持一种积极的姿态和正向的实践，并通过推动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才可能形成。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以认同对象来划分，文化认同可分为对自身所处文化的认同和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谈的是对自身所处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长期生活形成的，以对共同体基本价值的肯定性体认为核心，进而对共同体的生产方式、精神生活、习惯信仰等产生全面认可。应当强调，文化传统并不只是过去既成的存在；由于文化主体的创新活动，它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变化生长的状态。因此，形成文化认同并不是要求文化主体始终与文化传统保持绝对的统一，而是要保持辩证的统一。在这种辩证的统一中，文化主体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推动者；在文化主体的推动下，文化主体与文化传统之间会经历由统一到差异、再由差异到统一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把认同与一成不变划等号，就否定了文化主体对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批判空间，否定了文化传统生长的可能性，也就否定了文化主体性。只有为传统文化的发展保留一定的理性空间，使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可能，才能真正体现文化主体性，也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认同。

有了文化主体性，才会产生真正的文明交流互鉴。文明交流互鉴是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这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交流本质上是文化主体间的交流，其中存在着“主体间”和“文化间”的问题。西方哲学家对“主体间”的研究较多，强调“主体间”应当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即在人的交往中形成一种互为主体的平等关系，同时通过交往形成一种共同主体的“共在关系”。这种“主体间”关系反映到文化问题上，就形成了“文化间”问题。在“文化间”问题上，同样不存在“主客间”关系，而是一种“主体间”关系。文化交流是两个或多个文化主体间的互学互鉴过程，它将克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营造一种以商谈理性为原则的平等对话关系。正如习近平在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的：“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

有了文化主体性，才能创造新的文明形态。新的文明形态是相对于旧的资本主义文明而言的。如果从16世纪算起，资本主义文明迄今已历400余年。在这400余年中，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性与弊端都已经充分展现出来，因而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所秉持的以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原则为核心的资本逻辑的扩张，对人类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现在迫切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取而代之。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开始觉醒，现代化也由追赶西方的一元模式开始走向多元模式。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古今中西”的矛盾冲突中反思中华传统文化，思考中国道路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才使我们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超越旧的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对此，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四、文化与文明：重建现代性与新的文明形态

“文化”一词在拉丁语中的原意为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栽培，强调的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而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广义的文化意指人类的所有活动及其成果，包括物质、制度、精神等多个层面的内容。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一词的词根有“城市的”“市民的”的意思，源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城市生活。文明表示人、社会和国家的进步状态。如果说文化与自然相对，那么文明则与野蛮相对。文明是文化的高级状态和积极成果。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文化主体已经由自在状态发展到自为状态，因而有条件进行一种自觉的、总体性的文化实践活动。对文明形态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新的文明形态的创造，都属于这种自觉的、总体性的文化实践活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当前西方流行的种种现代性批判思潮，如法兰克福学派、当代文化研究思潮和诸多后现代主义思潮。但是，将这种思想批判同一种积极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的，当属中国式现代化的拓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其中，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的文明形态的创造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文明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角度出发，为构建新型文明关系搭建了世界历史舞台。

世界现代化运动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过程。西方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最初形态，具有一定的“典范性”。对这种现代化的普及和推广，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追赶式的现代化模式。但是，由于西方现代化固有的缺陷引发了普遍的社会危机，同时也引起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其结果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中断。这推动了西方一元现代化观念的解体和发展中国家多元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但是后者又可能由于过分强调本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而潜含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暗流。中国式现代化将重构现代化的理想形态，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绝对主义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相对主义，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把现代化看作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它不像西方现代化那样，把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仅仅看作由资本逻辑支配的经济过程，看作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资本无限增殖的过程，而是表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它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中贯穿的是一种包含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内的完整理性，与以工具理性、功利主义、计算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具有根本区别。它走的是一条超越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绿色可持续的工业化道路。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上，它强调建立在现代精细分工基础上的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发展理论的新的发展理念，它克服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引发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极端对立的各种危机，是对数百年来西方现代文明的彻底改写、重撰和超越。

西方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属性之一。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超越西方现代化，必然要求以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取代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从而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搭建世界历史舞台。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问题，是正确把握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文明与世界共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重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近代之前，不存在所谓文明的世界性问题，也就不存在文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拉开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序幕，也使人们加深了对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文明差异性的认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文化之间形成了剧烈的冲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现代化为契机，强行推广所谓“普世价值”，以此同化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强调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并以之对抗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必须打破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消极的对立逻辑，并建立一种积极的建设性逻辑，其核心是建立一种新的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本遵循的互动规范，用以解决各种全球问题。也就是说，要消解以往全球化过程中建立的那种以所谓西方“普世价值”为代表的虚假的普遍性，重建一种真正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涵括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需求，是维系全球化的新的价值纽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维护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它突破了“普世价值”的狭隘性和抽象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共善”。围绕着这些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立以协商理性为纽带的新的平等的国际关系，消解旧的“中心—半边缘—边缘”或者“中心—依附”的国际关系提供了全新选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经验。自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概念后，人们已经习惯从全球地理空间收缩的意义上理解这一概念。实际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解释框架内，“地球村”概念不仅具有一种空间意义，而且包含一种内在体验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价值支撑和心理依托。这种价值支撑和心理依托不再仅仅以民族共同体为归宿，而是能够超越民族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归宿；与此相适应，它将不再使人们对世界产生陌生感和丛林感，而是产生温馨的“家园感”。

可见，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作出了有益的反思和批判，重建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而且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理论层面，而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致力于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创造一种令世人期待的全新的文明形态。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

沈壮海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05日07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我们党推进“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这一重要思想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有力引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开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为新征程上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对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持续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具有重要意义。

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作出原创性贡献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对问题的敏锐关注与自觉回应，是理论生成与创新发展的起点，是思想保持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新时代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一系列富有原创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科学严整的理论体系，以丰富而深刻的创造性之答给予重大时代之问、文化之问以有力回应，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这一思想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新概念新范畴，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术语体系。概念是思想的外化表征，是理论革新最耀眼的标志。恩格斯深刻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因应时代变迁与人民文化诉求，创新性阐释一系列既有范畴，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崭新概念，诸如“文化自信”“文化使命”“文化主体性”“文化领导权”“新的文化生命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明交流互鉴”“全人类共同价值”等。这些概念简洁鲜明、内涵丰富，相互联系、互为支撑，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各个篇章，成为回应文化发展时代新问的思想锚点。其中，“文化自信”作为最具引领力、创造力的核心概念之一，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本质和文化价值认识的新发展，回应了中华民族以何种文化状态应对百年变局、推进民族复兴的时代之问。围绕“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对文化的本质及其力量作出了创造性诠释；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文化兴盛提升至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鲜明指出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价值定位。习近平文化思想还特别强调“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在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及重大现实意义，进一步丰富了对文化传承与文明演进的规律性认识。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这些重要概念，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理论标识，以深刻的“术语的革命”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这一思想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深邃的新观点新论断，塑造了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观点、论断是思想的载体、规律的洞见，新观点的不断涌现推动着新思想的生成和发展，新论断的持续聚集凝结为创造性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文化发展、文明演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一系列新的重大论断建构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框架。例如，“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等。这些富有深邃思想内涵与鲜明时代气息的原创性论断，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文化战略和文化理论的总结与深化，又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创造性解答形成的崭新内容，成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原创性成果的“新增量”。比如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这一系列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价值底蕴、核心内容、当代意义及发展路径，创造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总的来说，这些蕴含丰富道理学理哲理的重大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理论内容，以划时代的“话语革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这一思想在新的概念范畴、新的观点论断的丰富与汇集中，形成了科学严整的理论体系。一个民族欲攀科学之高峰，理论思维不可或缺，而体系化是思想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思考谋划文化建设工作，所提出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观点新论断，涵盖理论舆论、文化文艺、内宣外宣、网上网下等各领域各方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构成了一个科学严整的理论体系，实现了“明体”与“达用”的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性严整性特征，体现在这一思想围绕文化建设各领域所形成的理论创见之中，如聚焦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从把方向、抓导向、建内容、管阵地、强队伍等方面深入回答了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同时，系统性严整性特征还体现在这一思想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论断之间彼此联系、相互贯通之中，比如这些创新观点和战略部署系统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战略路径、实践要求等一系列根本性、全局性问题，构成了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艺术的整体”。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体系的革命”，形成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基本理论问题的科学回应与重大实践课题的系统解答，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达至崭新境界，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推动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过程中彰显实践伟力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举措、力度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在具体实践中，党中央总体性布局文化战略，把文化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顶层擘画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和实践路向；系统性巩固文化根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重大工程，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赓续历史文脉中为新时代文化发展提供充沛滋养；创造性激发文化活力，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新技术新应用对文化创新的支撑和推动作用，积极营造尊重创新、鼓励创新、保护创新、争先创新的文化生态；接续性推进文化发展，深刻把握文化建设的系统性、长期性、复杂性特征，以一系列事关长远的重要决策、重要部署，一以贯之、压茬推进文化建设与发展。在不懈努力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展现出文化繁荣、文明昌盛的蓬勃气象，以一系列历史性变革、突破性进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决定着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确立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问题导向，盯紧目标，压实责任，全面推进意识形态治理，意识形态领域一些关键性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当前，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大大加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逐步形成，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有力引导社会思潮发展，网络空间日益清朗，全党全社会营造起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浓厚氛围，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认同和信心，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为推动文化发展、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汇聚了奋进新征程的强大正能量。

创造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文脉悠远，与古为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确保了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吐故纳新、兼收并蓄、与时俱进、延续至今。进入新时代，古老的中华文明需要在实现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的同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文化支撑。中国共产党肩负起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两个结合”中孕育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中华文明别开生面，以更加自信、开放、包容的姿态盛开于人类文明的百花园；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持续繁荣发展，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更加鲜亮，为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提供丰厚精神滋养和坚实价值支撑。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古今中西”交融与“旧邦新命”更迭中绽放蓬勃生机，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在“两个结合”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极大丰盈了人民精神世界。文化是丰富人民生活的重要精神食粮。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创作精品迭出，精神文化产品供给质量显著提高，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文化产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臻完善，服务效能不断提升，城乡精神生活水平差距逐步缩小，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更加便捷，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显著提升，团结奋进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的国民心态更加成熟，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持续增强，为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可以说，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不断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同时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激活了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文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化产业发展，指出“要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特点规律和资源要素条件，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政策支撑和人才技术支持下，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文化产业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使得文化新业态蓬勃发展，并成为文化产业中最活跃和最具成长性的力量之一。文化新业态加速了文化产业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既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个性化、智能化的文化需求，又创造了消费新需求、打造了消费新场景、引领了消费新时尚。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兼具文化与旅游特色的新产品、新服务大量出现，使得文化旅游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持续加大。持续发展壮大的文化产业，激发了消费活力，激活了发展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文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

塑造了国际传播新格局。国际传播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出“要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创新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推动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和话语优势，主动加强议题设置，不断向世界发出更加响亮、更加有力的中国声音，逐步摆脱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失语、失声的困境，正逐步赢得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同时，致力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通过建设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融合应用通信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在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构建传播平台上取得了新突破，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形成，推动中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逐步深入人心。

提供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建设文化强国的科学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明确了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指明了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汇聚和壮大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旗帜指引方向，方向决定道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了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根本性问题，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高举这一文化旗帜，始终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好习近平文化思想，就要深入学习、研究、阐释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文化渊源与实践根据，充分认识这一思想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将这一思想在文化建设上的战略部署与具体要求落实到文化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全过程。同时，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这要求我们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的接续推进中，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体系的学习和理解，不断推进这一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推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才能经得住历史和时代的考验，以新气象新作为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明确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立足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与突破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清晰描绘了新征程上具有前瞻性与导向性的文化建设蓝图，阐明了实现这一蓝图的原则遵循与路径方法。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从基本任务上要求我们对内广泛凝聚思想和价值共识，引导人们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光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对外不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在全球文化版图中塑造更具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践行这一使命，从原则遵循上要求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秉持开放包容，以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与博大胸怀，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不断吸收转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坚持守正创新，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不断探索文化实践的新路子、新模式、新样态。践行这一使命，从路径方法上要求我们贯彻好落实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坚持系统观念，注重改革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加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确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和举措落到实处，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高质量推动文化建设和发展。

指明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演进趋势，创造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代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创造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有力批驳“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论调的同时，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进步图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推动中华文明和世界各国文明共同发展，要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坚持文明交流，批判和摒弃唯我独尊的傲慢心态及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做到以更加博大的胸怀对待世界文明，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坚持文明互鉴，积极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坚持文明包容，做到在保护和利用好中华文明宝库的同时平等对待世界各国文明发展成果，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们要始终坚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做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推动中华文明和世界各国文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

（作者：沈壮海，系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