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唯物史观理解新质生产力
作者：刘同舫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唯物史观对生产力及其与生产关系辩证互动的阐明为我们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根本参照。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是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及其对象化成果，是诸生产要素在现实生产实践中进行互动所凸显的物质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生产实践的不断进行，生产实践又总是以共同的形式展开，受到一定生产关系的制约。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作为人的对象化成果的生产力在当今时代由“有形质”转向“无形质”的深刻把握，也是对作为人的“共同活动”的生产实践在当代跃升的深度认识。新质生产力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以绿色作为发展底色，推进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财富创造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判断。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深化生产关系改革，在深刻认识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为以经济现代化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关键词] 唯物史观新质生产力生产力生产关系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年第四期
习近平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深刻思想内涵的全新概念，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具体发展，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观基础。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发展特征和实践路径等进行了丰富且深入的解读，形成了众多研究成果。但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前提在于回归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本身，将其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视域中进行考察。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分析生产力的本质规定、构成要素、发展动力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有利于厘清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内在关联，探究新质生产力之“新”与“质”的原创性意义，把握新质生产力对新时代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的科学指导作用。
一、生产力的本质规定与构成要素
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之一，指向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因素，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作为社会存在的重要范畴长期以来被学界赋予了多种解读。在生产力究竟该如何定义以及生产力由何种要素构成的问题上，学界存有诸多解读。全面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既要回归文本仔细甄别马克思本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不同语境，又要将其置于唯物史观的整体理论架构中，把握这一概念在马克思阐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的地位和价值。
围绕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本质规定，国内外学界存在“能力论”“力量论”和“结果论”的不同界说。“能力论”从人的主体能力的角度界定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或是将其视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1](P108)或是认为“生产力是标志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程度和实际能力的范畴”。[2](P173)此类定义的通俗表述可以被归纳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定义的优点在于强调了生产力概念的主体性、能动性，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P295)的经典论断，规避了“见物不见人”的思维逻辑，克服了将历史理解成纯粹客观的物质运动的理论局限。然而，“能力论”在以下两个方面遭到了质疑和反对：第一，“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表述存在将人和自然对立起来的嫌疑，容易被误解为排斥和贬低自然，并与绿色生态发展理念相悖。第二，人的能力本身无法被准确测度和量化，且唯物史观所指认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无法在“能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即直接作用于自然物和社会关系并引起它们变化的东西，只能是某种“力量”而非“能力”。“力量论”在此基础上淡化了传统“能力论”蕴含的对自然的单向征服，将生产力理解为“人类开发利用资源以生产物质利益的力量”。[4]但是，“力量论”一般并不明确区分“能力”和“力量”的使用，有学者认为，“力量论”只是对传统“能力论”的有限突破，由于其并未阐明“力量”本身在生产活动中的发生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传统观点，依然可能存在落入现实的生产活动之外抽象讨论生产力的局限性。与侧重主体的“能力论”和淡化主客体关系的“力量论”不同，“结果论”侧重生产力的客观物质性，将生产力理解为人们运用能力进行生产活动的结果或成果，理解为马克思所言的人们“已经获得的东西”“已经取得的成果”和“文明的果实”。“结果论”的优点在于可以避免“能力论”和“力量论”将人们的共同活动形式这一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纳入生产力范畴的行为，与马克思将“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作为“新的生产的物质基础”的观点相契合，但也容易招致“见物不见人”的理论责难。
马克思本人在多种语境中对生产力作了不同规定，应对其予以综合把握。生产力不能被固定化理解为某一方面的体现，而应当全面地被把握为现实的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及其对象化成果，是在作为“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的生产实践中所凸显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明确指出：“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5](P146)这表明生产力兼具主客体两个方面，是主体能力与活动成果的统一。二者作为生产力的一体两面，分别从本质和现象的层面构成了生产力的质的规定。主体能力向活动成果转化的过程，也是生产力本身获得彰显与确证的现实过程。只有将现实的生产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作为理解生产力概念的背景，生产力的不同规定才能得到具体的统一，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为何有时将生产力描述为“个人的自主活动”，[3](P575)有时又将其描述为“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以及“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6](P43)生产实践内在包含“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3](P500)是人改造自然和自然改造人的统一。从实际的生产实践活动来看，生产力不仅意味着“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而且指向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力量。
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这一问题上，学界存在“三要素说”“两要素说”和“单要素说”的不同理解，这就需要结合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全面规定来理解。“三要素说”和“两要素说”都以马克思明确的表述作为理论支撑。所谓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即“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7](P208)所谓构成生产力的“两要素”，即“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7](P215)而所谓生产力的“单要素”即劳动资料，马克思指认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7](P209)“三要素说”和“两要素说”着眼于完整的劳动过程的构成部分及其主客体属性，而“单要素说”强调最能彰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劳动资料的重要性，三者皆有其合理之处。笔者认为，所谓构成要素，不应作为生产力本身的内在结构或组成部分来理解，而应被视为构成生产力得以凸显的可能条件的要素。完整把握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及其在劳动过程中的显现，“三要素”不可偏废，但存在主次之分。劳动者本身并不是生产力，但其是生产力之内在本质的承载；劳动对象本身也不是生产力，但其作为生产成果是生产力水平的直观表现；劳动资料作为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互动中介，既是主体能力的反映，又寓于生产成果之中具有客观性，作为“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与“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7](P210)而存在，在“三要素”中占据核心地位。
生产资料作为生产力和生产过程的核心要素，具有科学技术直接承载者的功能。科学技术渗透于诸生产要素之中，但就其与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关系而言，科学技术正是通过革新生产工具才不断推动生产力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都极其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应用。马克思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5](P188)恩格斯提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8](P602)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阐述科学技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但从他将科学技术视为人类自身对自然和社会历史规律的理性认识，即“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5](P536)来看，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表现为规律性认识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之间的关系。科学技术蕴含的“生产力量”已经不是马克思原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力，而是促使生产力诸要素发生质变、获得更高水平组合模式的催化剂。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转化为新的发明，催动生产方法和生产资料的改进，“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5](P356)
人的活动能力是潜在的生产力，其通过现实的生产实践即对象化活动获得现实规定，并在人与环境的共同改变中得到确证，为新的对象化活动提供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不能仅仅着眼于生产过程的某一环节或要素，而应该综合把握动态生产实践对生产力的整体凸显。从现实的生产活动出发，生产力是生产潜能及其现实化结果的统一，是现实的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及其对象化结果的统一，其在社会化生产活动中表现为施加到主体和客体方面的物质力量。生产力“三要素”是使得生产力具体实现于现实生产活动中的基本条件，而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渗透性要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层面具有变革性的力量。
二、生产力的变革动力及其与生产关系的互动
对现实生产实践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阐释其内在本质规定和诸多构成要素，还要将生产实践置于动态的发展视域，视为生产力的诸要素的互动和生产力的整体变革。生产力的变革总是与一定的形式即生产关系相联系，生产力发展到新的阶段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进步，二者实质上构成了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和自主活动形式之间的矛盾，或者说物质生产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不断解决推动新的社会形态和文明类型出现。
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学界存在“需要说”“内部矛盾说”和“外部矛盾说”的不同观点，分别指认“人的需要”“生产力的内部要素矛盾”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生产力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人的需要以及矛盾的客观存在严格来说只是事物发展的“动因”，只有现实解决矛盾的人类活动才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因此，矛盾运动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实际上是人们为了满足新的需要而展开的生产实践活动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P501)而表征人与环境的互动及统一的实践又是“革命的”，因此全部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或变革的实践，表现为基于人的需要以及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形成的生产方式在实践中的不断更替。
生产实践作为生产力的现实活动和发展动力，总是表现为共同的形式，并受到一定生产关系的制约。“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3](P532-533)生产活动总是人们的“共同活动”，现实的生产过程总是由不同个体协作来实现。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将形成全新的客观力量，使得生产力本身不只是人的劳动的简单相加，因此，马克思将“共同活动方式”理解为一种特殊生产力。但是，“共同活动方式”并不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其指向人们组织生产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的最主要部分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人们组织生产的社会形式，是使得生产力从自主活动能力向对象化成果转变的“共同活动”形式。“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9](P44)生产关系正是能够区分社会结构、将生产力要素结合起来的“特殊形式和方法”，是生产能力现实化的必要条件，其作为物质关系是人与人之间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们“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6](P43)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的一体两面，二者分别体现的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关系，本质上是个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和自主活动形式的关系。马克思对“生产方式”概念的使用并非局限于某个固定的语境，学界普遍认可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并非是二者的简单相加。生产方式泛指人们在现实生产的全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组织方式和展开手段。马克思以“方式”一词统摄作为社会历史本质维度的社会生产，意味着社会生产蕴含人的自主能动性，表现为现实个人的共同的自主活动，“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6](P43)生产方式的发展进步归根结底指向新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不断产生。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历史性运动中得以呈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尚未发展到对抗性程度时，“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合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立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3](P575)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即接近旧的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极限时，旧的生产关系本身就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转变为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就由此到来，“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3](P575-576)由人类持续不断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不仅推动生产力不断进步，而且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断产生从适应到不适应再到新的适应的辩证演进过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不断塑造着新的社会形态与文明类型。人类文明的变迁和社会形态的嬗变具有一致性，判断文明形态演进的依据在于生产方式的发展状态，其中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标志着人类实践的高度，是文明形态变迁的动力源泉，生产关系本身则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内在规定。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7](P210)“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P602)劳动资料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中介，是人的自主活动能力水平的显著标志，以劳动资料为核心的生产力的发展，构成社会的实体基础，在考察劳动资料的基础上把握人的存在状态，可以区分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构成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标准，正是生产关系将“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9](P44)因为经济关系是社会的中心，社会本身在本质上就指向人们的一切物质交往形式及其所主导的各种社会组织，正如“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3](P582)生产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最为重要的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内在包含人们在任何社会生产部门中的财产关系，既制约生产力本身的实现方式，又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变迁，是社会本身的主体内容。
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有赖于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的不断进行，现实的生产实践又总是采取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受到一定的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本质上根源于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物质生产与这种活动所采取的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现实生产实践中不断产生从适应到不适应的矛盾，并以现实生产实践本身作为解决矛盾的路径。二者之间存在的历史性运动构成唯物史观理解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视角，为理解新时代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理论钥匙。
三、新质生产力的实质及其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于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并于202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定义、具体内涵、核心要素、发展底色和发展要求等内容进行了详尽阐释：第一，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第二，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第四，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第五，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体现了习近平对以生产力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洞见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属于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范畴，是主体能力和活动成果的统一。新质生产力之“新质”的提出，是对生产力之质的规定性的强调，是对作为人的对象化成果的生产力在当今时代由“有形质”转向“无形质”的深刻把握，推进了人们关于生产力发展的质量关系的认识。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生产力作为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和基础，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既构成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的界限，又伴随人的社会生产实践的推动而不断发展，存在从不发达到发达、从落后到先进的演进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不仅包括“量”的积累，而且包括“质”的突变。“质”作为事物成为其自身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在生产力方面的突变表现为由技术革命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的诞生，而非传统生产力及其展开过程的局部优化。新质生产力之“新质”，意味着新时代生产力发生了质变，表现在依托人工智能、纳米技术、材料科学以及生物技术等一系列“无形”生产资料的高新技术产业对以往依托大量劳动力、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有形”要素投入的传统工业生产的替代。这一替代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正如以蒸汽技术和电力技术为基础的大工业的产生，虽然没有彻底消灭以人力和手工工具为基础的传统农业，但的确促使农业逐渐走向大规模机械化模式。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资料的诞生会逐渐引起社会一切生产部门中的生产方式发生变革。无论新质生产力相较于传统生产力发生了何种变化，新质生产力之“质”仍然是生产力之“质”，没有超出马克思在唯物史观意义上给予生产力的本质规定。新质生产力既指向人的对象化能力的质变，又表现为生产产品的“质优”，其依然是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及其对象化结果的统一，是在现实的生产实践中所凸显的物质力量。
新质生产力整体指向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是对马克思关于作为人的“共同活动”的生产实践的深刻把握。单独的生产要素只是潜在蕴含于生产力内部且尚未实现的部分，或者仅仅构成使得新的生产能力再度现实化的基础与条件。劳动者通过掌握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发生现实的物质变换过程，正是生产力本身由潜在的能力向现实成果对象化的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才以“共同力量”的形式展现出自身，只有贯通整个生产实践过程及其要素，生产力的整体质变才能得到综合把握。在三要素中，作为主体要素的劳动者的跃升指向能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具有知识快速迭代和综合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作为客体要素的劳动对象的跃升指向抽象的大数据集合和高效能的新能源、新材料的深入开发，作为中介要素的劳动资料的跃升指向新型高端智能设备和计算工具等的飞速发展。所谓优化组合，意味着根据新的产业发展需要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重新配置到高效率领域，通过改变要素之间的比例和组合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强调充分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同发展，以此推动生产力系统内部各要素及其结构关系的合理化，深化了人们关于生产力现实发展过程的认识。
新质生产力强调科学技术创新在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中的“核心要素”地位，结合时代发展推进了唯物史观关于“科学是革命的力量”的认识。马克思早已将“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7](P53)视作影响现实的劳动生产力的诸因素之一，并且看到由资本统治的大工业“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10](P371)把直接劳动“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5](P188)但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科学技术创新仅仅扮演着历时性的物质生产之间的中介，是人们从既定的生产力条件中获得的进一步发展实践的途径。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已经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产生出自身发展的逻辑并以自身发展带动生产实践的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扮演了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领头羊角色。习近平强调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正是认识到当代科技创新不仅彻底改变了科学技术和诸生产要素之间的因果互动链条，而且使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劳动过程展现出与以往传统劳动截然不同的特质。如果说在传统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把劳动工具当作身体的外在部分、当作人体器官的延长来发挥作用，那么新型劳动所利用的劳动资料则越来越借助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而获得相对独立性地位，越来越形成具有自动化运作能力的技术工具系统，不仅代替和解放人的体力劳动，而且代替和解放人的脑力劳动。
习近平对生产力之“新质”的绿色底色的重要论述，继承了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双向物质变换实践当中理解生产力的思想路径，发扬了马克思生产力概念所蕴含的生态价值。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始终与现实的生产实践活动紧密联系，而具有革命性和变革性的生产实践，指向“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3](P500)是人与自然的双向物质变换过程，生产力诸要素都是在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时起作用。因此，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内在蕴含对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指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赢。尽管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P161)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重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而导致对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自然环境承载力的忽视和牺牲，但由于时代本身的局限，马克思只能寄希望于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试图建立一种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现代工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到，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与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必然导向能源消费低碳、资源循环利用、生产过程清洁等一系列环境友好型产业的诞生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明确提出，摆脱了以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对立统一，走向了二者的实质统一，绿色发展不再仅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且是高质量发展内在的必然特征。
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深化生产关系改革，既体现了对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顺应，又体现了以积极能动的改革实践发挥先进生产关系的引领作用、塑造新的文明形态的历史自觉。从唯物史观出发，一定的生产关系在历史性生产实践当中，既会因为其对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适应和容纳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有益条件，也会因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最终成为新质生产力积累的阻碍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展现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要求以社会革命的方式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即“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11](P592)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落后于生产力的进步。马克思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揭示，为我们利用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不断创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引。习近平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12]这正是在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利用规律的鲜明体现。生产关系的变革有赖于对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敏锐判断和积极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创造条件的自觉行动。发展与新质生产力适配的生产关系，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在深度把握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前景的基础上，积极改进传统的、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固定模式，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断带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验，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与建设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3](P544)一方面，“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4]唯物史观仍然是理解现代生产方式运动变化的重要理论框架。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延续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的本质规定，从根本上指向现实的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及其对象化成果的不断跃升，展现为作为“共同活动”的现实生产实践的力量。另一方面，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化和信息化产业技术革命加速的时代背景，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既体现了对新时代生产力诸要素发生质变的敏锐觉察，也体现了对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方向的自觉谋划，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历史性推进。新时代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以经济现代化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需要以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重大部署为指导，向“新”突破，以“质”谋变，积极壮大和培育新兴产业，积极谋划前瞻性顶层设计，不断激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坚定不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赵家祥.历史唯物主义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鲁品越.生产关系理论的当代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1，（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4]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J].求是，2021，（22）
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新境界
唐正东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阐述重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中，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对既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作出了原创性的阐述，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作出了深刻的阐发，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作出了全面的阐释与发展。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生产关系 矛盾运动 发展规律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年第四期
生产力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刻解读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为科学的经济基础概念及整个唯物史观理论的建构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对他们来说，生产力只能是经济基础中的一个要素，而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生产关系的某种孤立的存在，不管这种孤立的存在被解释为亚当·斯密式的基于经济学分工的所谓劳动生产力，还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式的那种基于某种精神力量的所谓生产能力。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不仅直接推动了其哲学思想的成熟，而且还有力地促成了他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科学方法论的达成。当然，特定的革命实践背景也决定了他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的解读更多侧重于具体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而对既定生产关系条件下可容纳和增长的生产力发展空间等问题没能展开系统的论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中，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运用，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空间与崭新路径的阐述，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原创性的发展，也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及经济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的推进。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成果，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必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史上产生重要的影响。
虽然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文本中马克思也曾提到生产力概念，但他与恩格斯对这一概念的正面阐述应该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过，他们在这一文本中对这一概念的阐述重点在于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规律以及在分工或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异化特性等观点的强调上，而不在于对生产力概念本身作出阐释。在唯物史观建构、私有制批判等语境中，他们对生产力概念的这种阐释视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阐释视角，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生产力概念的解读上完成了对亚当·斯密、莫泽斯·赫斯等人观点的批判与超越。在谈到基于分工的生产力发展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P520)单看这段话，似乎他们的观点与亚当·斯密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阐述没什么不同，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谈完这一观点之后接着谈论的，不是斯密的那种分工与交换的循环论证，而是分工与所有制的历史性关联，“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P521)在谈到人们的共同活动与生产力的关系时，他们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P532-533)单看这段引文中的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似乎与赫斯的观点很相似，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没有像赫斯那样把共同活动放在抽象的人本学层面上来加以解读，而是把它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或工业阶段联系了起来。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的维度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力理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着重从迅猛发展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的角度来谈论这一点：“［它］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1](P566)应该说，这是他们新建构的生产力理论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中所必须面对的理论任务。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已陷入重重危机，为现实工人运动指引方向的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去谈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有可能容纳更多的生产力发展空间的问题，而只会去解读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灭亡的理论依据。他们的这种阐释路径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更为经典的表述。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P37)
从总体上说，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的主基调。这不仅体现在上述所提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而且也体现在马克思后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资本论》第一卷的阐述起点之所以是具有内在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的商品，而不是像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那样从单一的交换价值入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放在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即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之中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那种经验层面上的商品交换关系，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构成内在矛盾的那种生产关系。在这一解读视域中的商品的价值形式，便不再是与价值内容相脱节的抽象的价值形式，而是与价值内容构成内在矛盾关系的科学的价值形式。基于此，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实质上进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内核，而不像斯密等人那样，在承认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功能之后，便不再让它在其政治经济学的思考中占有任何的理论地位。从与价值紧密相连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再到剩余价值理论的构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便展现出了一幅全新的理论图景。马克思自己也多次讲到生产关系概念背后的生产力背景，在谈到劳资关系时，他指出，“生产关系的即范畴的——这里指资本和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真实的。（一般来说，这一点在以后谈到［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关系时应该特别加以阐述，因为这一点在这里已经包括在关系本身中了，而在考察交换价值、流通、货币这些抽象规定时，这一点还更多地属于我们的主观反思。）”。[3](P255)可以说，在劳资关系中已经包含了特定生产力的维度，这充分展现了生产力理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也不是一点没有关于生产力本身发展空间的论述。我们以马克思的著作为例，在以下两种前提下，马克思谈到了既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一是当特定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暂时还能容纳其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2](P176)这是马克思在事实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力本身尚有增长空间的指认与解读。二是从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生产方式的视角入手，对生产力发展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3](P539)
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所指出的在未来的新生产方式（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力所获得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在笔者看来，是他对生产力之未来形态最清晰的阐述。首先，他指出了新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是自由的和无阻碍的，是跟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传统发展路径有着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明确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是自我限制的，也就是说，资本的生产力越发展，就越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构成内在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危机。而当马克思说未来的新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由和无阻碍的时候，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新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不可能再是基于剩余价值剥削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而必然是与此有着根本不同的另外一种发展模式。其次，他指出了新生产力的发展态势是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是跟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片面性（即只表现为经济维度的发展）和不断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等特征根本不同的。考虑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是分析和阐释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的，因此，有理由推断，马克思在新生产力的发展动力等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尽管还没有充分地表达出来）。
不过，从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的整体来看，我们还是必须承认，他们对既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的阐述尚未充分展开。如果说生产力理论有两个维度，即既定生产关系可容纳的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和既定生产关系已构成的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问题，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阐述重点无疑是后者，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的批判。他们不管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是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容纳的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都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更不要说对特定语境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可容纳的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的阐述了，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思想空间。
图片 二、新时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实际与新质生产力的提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概括地说，这是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具体地说，它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新发展阶段给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经过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我们是在这样的坚实基础上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和有能力对生产力发展的模式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其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新标准。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当生产力发展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时，我们对摆脱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路径的紧迫性也会与日俱增，“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出现了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了变化。劳动力成本在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4](P177)面对这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我们必须选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建构一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形态。
第二，新发展理念对生产力发展的路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九大强调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把这种转化定位为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就给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我们在以往的生产力发展中还能实施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的话，那么，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语境中，这些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无法与协调、绿色、共享等发展理念相符合，我们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型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只有坚持以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发展路径，才能真正做到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切实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譬如，如果我们不坚持创新驱动，那就无法真正解决科技领域中的诸多“卡脖子”问题，要想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就会难上加难。
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给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路径选择施加了一定的正向压力。在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的情况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把它提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的高度来加以把握和推进。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习近平指出，“在我国发展现阶段，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4](P176)也就是说，为了积极推进新发展格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除了要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外，还需要在产业结构的深度转型升级、生产要素的更高效率配置等方面做文章。
这就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要同这种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指导中国当下生产力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生产力理论。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5]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新质生产力不仅对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正在推进的新质生产力实践作出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还对下一步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新发展实践指明了方向。
图片 三、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典范，不管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坚持和运用，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运用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新质生产力的阐释与运用，把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运用与发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对既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作出了原创性的阐述。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生产力问题上的阐释重点是既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他们对既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只是作了零星的、附带的论述。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中的确论述了英国工业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他此处所论述的，其实是促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构的生产力前提，而没有从正面阐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谈到机器体系、机器大工业时，也曾提到“一般智力”、科学知识等要素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他是在资本违反了自己的本性的前提下所发挥的文明作用的角度来谈这一点的，“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3](P539)也就是说，他谈论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证明资本关系的必然灭亡，而不是去阐释既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如何促进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这就使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中的这一维度有着广阔的理论增长空间。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毛泽东在1957年就指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6](P218)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本中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本身发展问题的思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理论中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中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等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这一理论维度的重要推进和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实现突破性发展，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的质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既定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作出了全面和创新性的阐述。首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5]如果说在上一轮科技革命的条件下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是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应用于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那么，在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条件下，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已经跃升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层面上，因为这一轮科技革命是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的前提下展开的。再加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推动了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精度都得到了显著加强，而“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我们完全有基础、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乘势而上，大展宏图”。[4](P177)这就是必须强调创新在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其次，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其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前提下，劳动者运用一定的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便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提下，这三个基本要素都需要跃升。劳动者要跃升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层面，劳动资料要通过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跃升到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相匹配的层面，劳动对象随着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加大而拓展到越来越新的领域。与此同时，上述这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程度也必须得到很好的跃升。要通过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来实现优化组合的跃升，“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5]而这也是大幅提高中国新质生产力中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最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新质生产力之所以是一种先进生产力，其原因就在于它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关于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指出，“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我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4](P169)这种以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重要特征的生产力质态，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时对生产力发展所提出的根本要求。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的先进性曾作出过描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中的生产力发展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7](P435-436)当然，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先进性作出论述。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习近平不仅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未来生产力时所说的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语境中加以丰富和发展，而且还从新发展理念的五大要素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先进生产力的思想进行了原创性的界定和阐释。
第二，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作出了深刻的阐发。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并没有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进行系统的阐释，他们的主要精力在于论证私有制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的眼里生产力是自动发展的。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中关于工业革命对英国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的描述，其实是对尚处于上升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力规律的初步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的描述，其实是对资本关系内在矛盾性（一方面力求全面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根本上的阻碍作用）中前一个维度的阐释。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这一自由王国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才可能是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但即使到了这一阶段，“自由的”也不意味着自动的，任何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如果脱离了人的努力都不可能自动地得到发展。正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阶段的生产力是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断增长起来的。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只是作了初步的探索，还尚未展开系统的研究。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语境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推进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的研究与阐释。譬如，邓小平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相结合的维度深化了对这一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8](P370)而且，他还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8](P377-378)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中，习近平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一系列重大部署把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首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辩证统一的认识。一方面，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5]这是对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进而发展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指出了以创新为主导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这种创新既是指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还包括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这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前提下，习近平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创新性阐释，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
其次，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标准和方向的认识。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5]这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基本方向的科学判断，即新质生产力必须沿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来发展。同时，习近平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5]这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标准的科学判断，即新质生产力就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质态。
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先进生产力标准的观点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邓小平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就是其中之一。1984年，邓小平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8](P5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明确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强调了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标准必须是以创新为主要驱动的，而不能延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中的资源驱动路径；必须是能够解决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等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的，而不能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顾发展的整体效能的提高；必须是能够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问题的，而不能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环境失衡的基础之上；必须是能够解决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的，而不能把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立起来；必须是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而不能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贫富差距拉大的基础上。应该说，新质生产力从新发展理念的高度对生产力标准的新认知，是站在深化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层面上对处在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先进生产力标准的科学判断，“我们讲不要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要看全面工作水平，就是说要按照生产力发展规律去发展，而不要违背规律蛮干。我们要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9]
第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作出了全面的阐释和发展。我们通常在谈到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时，总会想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0](P412-413)于是，我们通常会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解释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并推动现存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阐释当然是正确的，并且显然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的语境中阐释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的最重要维度。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阐释是否代表了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的全部内容？
其实，就在上述文本中，紧接着上面这段论述，马克思还提出了如下重要观点，“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0](P413)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观点。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另一个维度，即在既定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这种生产关系是不会灭亡的。虽然处于资本主义批判语境中的马克思在谈到这一观点时，仍然把重点放在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具体生产关系之灭亡性（即走向灭亡的时间与进度等）的决定作用上，但如果联系马克思在其他地方阐述非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问题时所提出的相关思想，我们就能看到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中的另一个维度，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与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之间的矛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谈到未来新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发展时，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力是“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3](P539)把这种观点与“两个决不会”的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能看出，虽然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时，没有重点谈论其第二个维度，即既定生产关系与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之间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尚未充分展开对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问题的研究），但这一部分观点确实是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其思想之中的。如果说强调上述理论中的第一个维度是站在资本主义批判语境中的马克思的必然选择，那么，对于站在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的我们来说，完整地理解上述理论中两个维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显然尤其重要了。
习近平敏锐地抓住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中的上述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深刻的阐释与发展。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未来社会发展作出了科学预见。《共产党宣言》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两个必然’，是就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是历史规律的必然指向。这里还要说到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决不会’，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习近平还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和丰富起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中两个维度的系统把握，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问题的探讨，对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观点，是在新发展阶段的语境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中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现存生产关系变革的驱动性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而新质生产力思想中通过创新来建构起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的观点，则是在新发展阶段的语境中对唯物史观经典表述中尚未系统阐述出来的、既定生产关系与其所容纳的生产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之间的矛盾的观点的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是最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它能容纳和驱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的。我们当下要做的，就是牢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努力解决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生产关系与其所容纳和驱动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之间的矛盾。新质生产力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中两个维度的系统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新境界，必将对新时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J].求是，2020，（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