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方向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 科 张永冀 2026-01-06 08:24:13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系统部署，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战略部署，明确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作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新征程上，应科学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内在意蕴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要求我们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制度供给、政策协同和环境营造，形成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强大合力。
智能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技术引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应用，正在重塑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和组织形态。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农业，从智能物流到智慧能源，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极大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催生了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当前，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抉择。智能化不仅是技术变革，更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力量，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跃升的重要依托。
绿色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价值导向，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具体而言，绿色化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从能源结构调整到生产工艺改造，从产品设计到回收利用，绿色标准、绿色技术、绿色金融正在重塑产业竞争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明确指引。绿色化既为产业发展划定底线，更为产业转型升级开辟新赛道、创造新优势。
融合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结构特征，是优化产业组织的重要途径。当今时代，产业边界日益模糊，产业融合日益深化。一、二、三产业相互渗透，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交叉发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生态。融合化打破了传统产业分类的界限，推动创新要素跨界配置、产业链条延伸重组、商业模式迭代升级，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业态。融合化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产业组织方式和价值创造逻辑的系统性变革。
2.逻辑机理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并非三个孤立并列的发展维度，而是相互赋能、协同推进的有机整体。智能化为绿色化和融合化提供技术支撑，绿色化为智能化和融合化确立价值导向，融合化为智能化和绿色化拓展实践空间。
智能化赋能绿色化与融合化，构筑技术支撑体系。智能技术为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大工具。例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优化能源管理系统，实现电力需求精准预测和智能调度；工业互联网能够推动生产过程数字化，实时监测能耗物耗，大幅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构建碳排放监测和交易平台，提升碳市场透明度和效率。通过加快数智技术创新，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智能技术正在为绿色发展开辟新路径。同时，智能技术也是产业融合的“黏合剂”。数字平台打破时空限制，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智能终端连接生产与消费，催生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算法和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推动知识、技术、资本等要素跨界流动和优化配置。可见，智能化为绿色化提供了实现路径，为融合化搭建了连接桥梁。
绿色化引领智能化与融合化方向，明确发展价值取向。实践中，严格的绿色标准和碳排放约束，能够倒逼企业加大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突破。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正是在绿色目标引领下，智能驾驶、电池管理、充电网络等技术协同创新的结果。同时，绿色需求催生了大量融合业态。“光伏+农业”“风电+海洋牧场”“氢能+交通”等跨界融合模式不断涌现，绿色消费带动绿色制造与绿色服务融合发展。通过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建立健全绿色低碳标准体系，绿色化为智能化和融合化锚定了价值坐标，确保产业发展始终沿着可持续道路前进。
融合化拓展智能化与绿色化空间，创造协同发展场景。产业融合为智能技术应用开辟了广阔天地。例如，农业与信息技术融合催生智慧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文化与科技融合创造新兴数字文化业态。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推动服务业数智化、促进旅游强国建设……每一次跨界融合都为智能技术创造新的应用场景，激发新的创新需求。同时，产业融合也是绿色技术推广的重要渠道。例如，新能源技术从电力领域向交通、建筑、工业等领域渗透，节能环保技术从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延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融合。融合化打破了技术和产业的固有边界，使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效应得以倍增放大。
从系统论角度看，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之间形成了正反馈循环：智能化提升了绿色化的效率和融合化的深度，绿色化优化了智能化的方向和融合化的质量，融合化扩大了智能化的应用和绿色化的范围。这种协同互动产生的整体效应远大于各要素简单叠加，体现了系统思维和辩证法在产业发展中的运用。
3.实践路径
健全顶层设计和统筹机制。加强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环境政策的系统集成，避免政策目标冲突和效果抵消。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政策合力。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将智能化水平、绿色化程度、融合化深度纳入产业发展考核，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制定分行业、分区域的推进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和责任主体，确保战略部署落地见效。通过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为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数据依法合规有序流动，为智能化发展提供动力。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引导更多资金投向绿色智能融合项目。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优化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培育既懂智能技术又懂绿色发展、既懂专业技术又懂跨界融合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为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协同创新。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联合攻关。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必争领域，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造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建设一批创新平台，打造开放共享的技术创新生态，促进智能技术、绿色技术在不同产业、不同场景的交叉融合应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打造示范标杆和推广机制。选择基础较好、潜力较大的地区和行业，建设示范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发挥龙头企业在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产业链整合中的引领作用。支持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融入产业生态。总结推广典型案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模式、光伏产业的全产业链绿色制造体系、平台经济的跨界融合创新实践，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完善标准规范和监管体系。加快制定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产业融合的标准规范，推动标准互认和衔接。建立评价认证体系，引导市场主体自觉践行协同发展理念。对智能应用、绿色产品、融合业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既激发创新活力又守住安全底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鼓励创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建立健全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加强标准引领、提升国际化水平，为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供规范指引。
4.保障体系
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破除阻碍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在数据开放共享、绿色产权界定、跨界融合监管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推动国有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和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地方和企业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为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扫清制度障碍。
强化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对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完善政府采购政策，优先采购智能化绿色化产品和服务，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通过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和适应性等举措，为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加强国际合作与开放创新。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引进吸收先进智能技术和绿色技术。参与制定智能制造、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国际标准规则，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治理中的话语权。提出中国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经验和解决方案，在合作共赢中拓展发展空间。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国际循环，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营造全社会协同推进的良好氛围。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引导，深化规律性认识，凝聚社会共识。发挥行业协会、研究机构、智库等的作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促进经验分享和资源对接。培育绿色消费理念，提升公众对智能产品、绿色产品的认知和接受度，以消费升级牵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教育培训模式，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为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作者：王 科 张永冀，分别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特征与发展方向
来源：经济日报2026-01-06 09:14
作者：张辉（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院长）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战略布局突出位置，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既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也为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实践路径。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准确系统地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目标明确地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利于破解发展瓶颈、重塑竞争优势，进而使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聚焦智能化推进动能转换
产业体系的智能化，既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突破口，其本质是通过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重塑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实现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当前，我国已具备发展智能制造的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正深刻改造升级矿业、冶金、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推动以数据驱动的生产模式加快形成，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
然而也要看到，以智能化驱动新旧动能转换仍面临严峻挑战。从技术供给看，我国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原始创新能力有待加强。从应用融合看，“人工智能+”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定制化、可落地、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供给不足。此外，一些中小企业转型内生动力不足，具体表现为因缺乏数字化转型认知、容错机制和试错空间而“不愿转”，因对投入产出存在疑虑和对投资回报预期不明而“不敢转”，因缺乏资金、技术支持和可复制方案而“不会转”。
因此，必须将“人工智能+”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深入推进。一是强化人工智能的基础性研究和开发。瞄准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层薄弱环节，组织实施“揭榜挂帅”等科研创新模式，加大长期稳定投入，完善科研人员评价与激励机制，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加速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二是深化“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深度挖掘并开放应用场景，培育一批深耕特定行业、精通工艺流程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开发推广模块化、轻量化、低成本的数字工具箱。三是加强要素保障。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进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和共享开放。鼓励高校加强交叉学科专业设置，积极培育具有人工智能素养的复合型人才。针对中小企业出台数字化转型支持政策，配套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分行业分区域布局一批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同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构建伦理和安全治理框架，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突出绿色化夯实生态基础
产业体系的绿色化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构建了全球最系统完备的碳减排政策体系，建成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形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这些都深刻改变着我国的能源结构、产业生态和经济增长动力。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200万辆，电动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200万辆，绿色产品与技术标准走向全球，重塑国际竞争格局。这不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更彰显了绿色转型强劲的内生动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建设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提供了清晰的实践路径。在技术驱动层面，绿色技术的持续迭代直接推动能源存储与利用效率的革命性提升。在市场引领层面，市场渗透率的迅速跃升深刻改变了交通运输这一重要碳排放领域的能源消费结构，带动了汽车产业的绿色化转型。在全产业链重构层面，我国已形成涵盖原材料供应、电池生产、整车制造、充换电设施建设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构建起“从绿色制造到绿色运营再到循环再生”的闭环生态，产业关联效应巨大。
面向未来，产业体系的绿色化转型还存在产业链供应链绿色韧性有待加强、关键原材料供应安全保障不够、产品碳足迹监管制度和应用机制缺失等困难和问题，需进一步加以解决。一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前瞻布局绿色技术，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加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二要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制定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三要深化能源、交通、工业等多部门协同，健全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探索通过全国碳市场等机制助力实现产品的绿色价值。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和市场推动，将绿色化理念深度融入所有产业基因，构建绿色增长新引擎，锻造绿色竞争新优势，擦亮新型工业化生态底色，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基础，并在更高层次上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坚持融合化提升整体效能
产业体系的融合化发展，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显著特征和发展趋势。其中，推动三次产业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融合化发展的重要方面。通过融合发展，可打破产业边界、技术壁垒与要素流动障碍，实现增量提质和存量焕新“双轮驱动”，持续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是实现我国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跃升的关键举措。近年我国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在服务端的竞争优势还不够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为此，可考虑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企业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同时培育创新生产性金融服务，引导金融资源向制造业倾斜，避免金融脱实向虚。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抢抓科技创新机遇并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成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赢得大国竞争新优势的路径选择。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并重。一方面，我国传统产业体量庞大，增加值、用工人数等主要指标占全部制造业的80%左右，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近年来，我国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相关产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能耗物耗和不良品率大幅下降，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目前，新兴产业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增强，已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显著优势。此外，在数字产业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充分证明了数字技术创新在推动产业创新方面的巨大潜能，数字经济正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
眼下，我国在推动科产融合、实数融合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就科技创新能力而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仍然存在，整体创新水平还不够高；就数字经济发展而言，数字经济独角兽企业新增数量仍显不足，近年来领军企业产值规模有所波动；就实体经济自身而言，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兴产业效率还不够高，部分传统行业创新投入强度依然偏低。对此，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采取超常规措施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力培育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为实体经济壮大提供高质量技术供给。另一方面深化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通过创新资源在增量和存量之间的高效流动配置，实现新兴产业抢滩占先与传统产业改造焕新，形成“老树发新芽”与“新树深扎根”交相辉映的产业生态。
持续增强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
在协同推进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融合化发展的基础上，最终落脚点在于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质的跃升，建设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衡量其成熟度的重要标尺。完整性是根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确保经济大盘稳定；先进性是关键，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和模式创新，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安全性是底线，聚焦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领域，增强抗冲击、抗风险、抗断链的韧性，保障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完整性为先进性和安全性提供广阔腹地和配套支撑，先进性为提升完整性的质量和安全性的水平提供动力，安全性则为完整性和先进性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我国发展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在迈向制造强国的道路上，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断点堵点，供应链稳定性易受地缘政治、突发事件等外部冲击，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等。为此，必须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驱动的框架下，聚焦以下方向持续攻坚。其一，依托智能化与融合化，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与先进性。围绕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着力攻克瓶颈。利用工业互联网和5G等技术，构建数据要素驱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打造弹性、智能、高效、透明的供应链网络，提升产业链上下游整体效能。其二，贯穿绿色化与融合化，推动产业结构深度优化与安全韧性建设。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构建从绿色采购、低碳生产到产品回收再利用的循环产业链。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系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在此过程中，应坚持系统观念，从科技创新、产业政策、体制机制、对外开放等多方面协同发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当前和长远，最终实现产业体系质量、效率与动力的系统性变革，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来源：经济日报2026-01-06 09:17
作者：刘宏达（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围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专章部署，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亟待回答好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的重要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速重构，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重要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围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跃升的过程，即劳动者从“体力型”向“智能型”过渡，劳动资料从“机械工具”向“数智平台”转型，劳动对象从“物质资源”向“数据要素”扩展。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意味着培育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快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目前，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带动了一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孕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教育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通过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智力支持；科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通过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驱动生产力跃迁；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其创造力直接决定科技创新的深度与广度。需要看到的是，当前创新链、产业链和人才链之间尚存在系统性割裂，教育科技人才在深度融合方面仍有一些痛点难点，难以形成高效闭环的创新生态。具体表现为：创新要素流动存在壁垒，人才、知识、技术、数据等关键资源要素流动受阻和跨域协同不足，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不健全；产教融合深度不足，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需求脱节，人才链建设还难以满足产业创新需求；企业创新引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校企合作大多停留在项目层面，未能形成长效协同育人机制；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成果转化通道不畅，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应用存在堵点卡点，大量科研成果因缺乏中试平台、市场衔接和资本支持而难以实现产业化。
在实践中，必须充分认识和紧密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持续增强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目标一致性和要素耦合性，转变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条块化、分散化、单一化的发展模式，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推动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共同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
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推动设立相关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加强政策支持与项目资助，构建资金、人才、项目、平台等要素一体化配置的创新服务体系，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教育、科技、人才领域，助力形成三者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立法进程，明确创新平台建设、创新主体培育、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责任义务。
强化协同融合。支持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龙头企业组成创新联合体，以开展合作办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以及研发中心等方式，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充分利用“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通过跨部门、跨系统、跨层级的组织协调方式，将技术路线决定权、科研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合理有序下放，充分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建立动态的学科调整机制，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拓宽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人才流通渠道，建设“青年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战略科学家”的“金字塔型”人才梯队，完善协同育人机制。
优化评价模式。推动建立政府评估、同行评议、企业评价、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主体评价机制，细化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特色型等分类标准，聚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功能，分别制定评价指标，生成综合评价、效益评价、增值评价等多种结果。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现象，突出以能力、质量、贡献、绩效为核心的评价导向，重点评价重大成果、研究质量、原创突破和实际贡献，把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统一起来，短期评价和长期评价、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
创新科技金融服务 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6-01-06 03:05
作者：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雪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立足“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历史方位，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作为一项重要部署正式提出，与“制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案”“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拓展‘人工智能+’”等重大任务并列，构成新时代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系统框架。其核心要义在于：以制度供给创新为牵引，以金融功能再造为路径，以服务新质生产力生成为根本指向，构建与颠覆性技术演进规律、高成长科创企业生命周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组织方式深度适配的现代科技金融体系。
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科技金融已形成多层次的政策框架与初步服务体系：央行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北京证券交易所主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其中“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突出，科创板坚守“硬科技”定位；地方政府普遍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银行机构试点“技术流”评价体系。但要看到，实践中传统金融逻辑与科技创新规律之间仍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
期限错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技型企业成果转化阶段的融资瓶颈。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是一个经历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中试验证、规模化生产等的长周期过程，而商业银行对企业贷款的期限以短期为主、中长期为辅，风险投资多聚焦Pre-IPO轮次，早期天使投资的规模有限且地域集中。调研显示，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与“首贷难”。而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中试”阶段，风险投资往往止步，银行信贷又未覆盖，导致大量具有产业化潜力的技术成果滞留于“纸面专利”，难以跨越从0到1的重要关口。
估值机制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型企业信用评估的准确性。传统信贷依赖抵押物与历史现金流，而科创企业核心资产是知识产权、技术团队、数据资产等轻资产。现在的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流程虽已显著优化，但实践中仍存在“材料复杂、往返跑”的体验痛点；评估标准不一，不同机构估值差异大、费用偏高，增加了融资门槛与成本；交易活跃度不足、跨区域流转不畅与变现难仍是制约因素。虽然全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规模与覆盖面保持增长态势，但结构性瓶颈并未根本破除。尤其AI大模型、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其技术价值尚无成熟市场定价锚点，金融机构面临“看不懂、不敢贷、不会评”的系统性能力短板。
风险容忍机制尚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耐心资本的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是高失败率的探索活动，但现行监管考核、国有资本投资绩效评价、银行尽职免责等制度，仍隐含“零容忍”倾向。尽管2025年多项政策已加速构建容错机制——如财政部推动保险资金全面建立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机制、金融监管总局通过持仓时间差异化设置风险因子以培育耐心资本——但在实操中仍存在考核周期过短、责任认定刚性等问题，与半导体、生物医药等产业10年以上回报周期不相匹配，制度性容错空间有待从“原则倡导”全面落地为“操作细则”。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多点突现、交叉融合、加速迭代等特征。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竞相涌现，单一技术突破已让位于系统性创新生态构建。此时，若科技金融服务仍囿于碎片化的工具修补，而非推动金融功能、组织形态、治理规则的整体性进化，则不仅难以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跃升，反而可能因资源配置扭曲，加剧区域间、产业间创新马太效应。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作为一项重要战略部署正式提出，正是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
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的有利条件
“创新科技金融服务”需要建立在坚实的战略共识、技术条件与实践土壤之上，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监管到市场，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突破的有利条件。
一是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逐步细化，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五篇大文章”作为新时代金融工作的行动纲领，已由宏观倡导进入纵深实施阶段。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科技金融”置于“五篇大文章”首位。2025年《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发布，推动构建与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体系。更为关键的是，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作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的重要内容，体现出其本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金融科技应用持续深化，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金融与技术的“双轮驱动”正在加速重塑服务模式。AI大模型、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正从“辅助工具”升级为“底层架构”。具体表现为：首先，风控模型智能化，一些银行基于“技术流”评价体系，引入创新积分、研发投入等非财务指标，将企业技术水平、市场前景、产业链数据等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其次，服务场景嵌入化，一些地方支持以融资租赁直连科研设备与实验室建设场景，叠加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跨境供应链金融等工具，形成“贷+保+租”的组合式、场景化服务供给；最后，基础设施平台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通过“征信链”、地方信用与金融数据平台、跨区域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等，推进科技金融信息的跨机构、跨区域共享与协同，在重点区域率先打破“数据孤岛”。
三是地方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经验做法。近年来，各地紧扣自身禀赋，在“五篇大文章”框架下开展特色实践，比如广东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省”，将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数字金融协同推进，重点支持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北京大力支持北交所深化改革，探索提升企业上市融资与债券融资衔接效率的综合服务机制，强化资本市场对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赋能；广西将“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做为“十五五”时期深化财税金融改革的关键抓手。这些实践虽路径各异，但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科技金融创新必须扎根于区域创新生态，拒绝“一刀切”模板。
如何创新科技金融服务
面向“十五五”，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亟须超越技术改良层面，构建以“耐心资本”为基石、“制度包容”为保障、“生态协同”为路径的系统框架。
夯实耐心资本发展基础。耐心资本是与科技创新长周期、高风险、高回报特性相匹配的资本形态，夯实耐心资本的发展基础极为重要。一是期限结构再造。探索设立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家级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行业加快构建“直投+子基金+S基金”多元协同机制；研究延长科创类子基金存续期限、完善早期项目容错与退出安排；鼓励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通过股权直投、FOF、S基金等方式加大科技领域配置力度。二是风险分担重构。推广“政银担基”四位一体风险共担机制，强化省级再担保机构分险托底功能，并建立与代偿率挂钩的动态资本补充机制；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健全尽职免责细则，将代偿率容忍度与资本充足水平、项目分类管理相匹配；试点“科技保险+信贷”联动。三是退出渠道拓维。除首次公开发行（IPO）外，大力拓展并购重组、S基金转让、知识产权证券化等多元退出路径。
完善“制度包容”保障体系。一是进一步完善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央地协同的统筹机制，强化现有“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框架运行效能，统筹顶层设计、标准制定与跨区域重大事项协调，避免政策“碎片化”。完善激励相容的政策工具箱，阶段性提升科技创新再贷款年度新增额度，将支持范围从“高新技术企业”扩展至“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步提高5年以上科技信用贷款财政贴息比例，并增设“首贷激励”专项补贴；将科技贷款增速、首贷户占比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设立新质生产力导向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品类，定向支持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坚持“穿透式监管”原则，推动监管科技与风控模型深度融合；加快建成国家级科技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确保风险提示非形式化、可理解、可追溯。二是稳步推进监管沙盒试点扩围。在严守持牌监管底线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前提下，适度深化对人工智能、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在金融持牌业务场景中应用效能的验证；支持持牌机构围绕真实贸易背景、确权清晰的知识产权质押、财政科研资金闭环管理等合规路径，探索审慎可行的服务模式升级；同步完善沙盒退出评估机制与跨部门协同监管规则，强化“技术适配性、模型可解释性、数据安全性、消费者权益保障”四维评估标准。三是优化考核评价机制。探索建立科技贷款不良率差异化容忍机制，研究制定区域科技信贷风险评估模型，综合考量辖区科技型企业占比、中试项目覆盖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等结构性指标，动态核定科技贷款不良率容忍区间；同步强化银行“技术流”风控能力建设、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完善与尽职免责实施细则落地。对国有创投基金，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周期的分类分层考核体系，弱化以短期财务指标为主的刚性考核，显著提升对“技术成果转化率”“带动社会资本跟投规模及撬动倍数”“被投企业后续融资完成率（尤其B轮及以后）”“培育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数量”“服务国家战略产业补链强链项目数”等核心长期效能指标的考核比重；同步健全尽职免责与容错机制，切实激发“敢投、愿投、能投”的内生动力。四是强化法治供给与制度试验协同。在明确技术产权质押登记效力、数据资产确权交易规则、跨境科技投融资便利化条款基础上，授权地方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联合设立区域性科技金融创新试点，允许符合条件的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在真实市场环境中测试新型业务模式，并设置动态评估与退出机制。
深化生态协同机制建设。一是与教育链协同。支持高校面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设立“科技金融微专业”；依托国家实验室、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遴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具有成果转化经验的院士与持牌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科创投行负责人，共建“科技金融联合导师团”，实行模块化授课与项目制指导；配套建立基于科研成果质量、技术成熟度、团队持续产出能力等多维指标的信用评估模型，提升对原始创新主体的金融可及性。二是与产业链协同。依托动态更新的重点产业链“图谱”，构建“链主企业牵头—配套中小科技企业参与—金融机构精准赋能”的闭环协同机制。推动银行机构基于真实贸易背景与订单履约数据，探索“订单融资+设备融资租赁+研发贷”组合服务模式，实现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闭环耦合。三是与人才链协同。在推广“人才贷”等专属信贷产品基础上，将高层次人才认定证书、职称聘任文件、科研项目立项书等多维权威凭证纳入信用评估体系，推动建立跨部门互认的人才信用档案；创新“股权激励贷款”模式，引入第三方估值机构对未上市科技企业期权/限制性股票进行公允价值建模，并嵌入动态质押率调整机制，配套开发覆盖行权周期的多阶段风控模型，防范估值波动与流动性错配风险。四是与数据链协同。建设具备多源异构数据融合能力的科技金融数据中枢——不仅纳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企认定、专利授权、招投标等结构化政务数据，更接入科技企业用电量、社保缴纳人数、发票流、供应链票据等非结构化经营数据，通过联邦学习与隐私计算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制定统一数据接口规范与脱敏分级标准，向持牌金融机构开放经治理的标签化数据服务（如“研发投入强度”“技术成熟度指数”“科创成长性评分”），支撑其训练差异化风控模型，实质性破解银企间信息不对称问题。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