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二战胜利成果
2025-12-22 18:25:57 来源：新华社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纪念大会现场放飞气球。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人类以数千万生命的惨痛代价击溃法西斯势力，捍卫了文明底线，并在战争废墟上缔造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以期永绝战祸。
然而，就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却逆潮流而动，公然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妄言一出，举世哗然。这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向世界发出了极其危险、极其错误的信号。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有共同的信念：任何试图否定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都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都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决心坚定不移。
（一）
中国南京博物院深处，一只老式挂钟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时针与分针定格在那个永恒瞬间——9时整。表盘上醒目的字迹——“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会场用钟”，如无声惊雷，穿越八十载时空，至今仍在激荡回响。
1945年9月9日，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军签署投降书。新华社发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向中国递交投降书。在此7天前，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已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签字投降。两份沉甸甸的投降书，将日本侵略者的罪责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确认二战胜利成果的重要铁证。台湾回归中国，正是这一秩序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新华社发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侵略殖民台湾50年，其间罪行罄竹难书，是台湾历史最黑暗的一页。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要求日本将窃取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归还”二字，既是对历史事实的确认，更是对法理地位的标定——台湾本属中国，日本窃而据之，理当归还。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随后加入，其中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明确“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这份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为台湾回归中国提供了不可动摇的法理依据。日本在投降书中明确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并在台北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至此，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
这是2015年9月1日在日本东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内拍摄的日本二战无条件投降书原件。新华社记者 刘天 摄
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到《日本投降书》，构成环环相扣的国际法链条，证明台湾的法律地位问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已经彻底解决。这一历史定论，经由战火淬炼、用鲜血铸就，任何否认和挑战都是对历史的亵渎。
这是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这一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
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国际共识，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前提和基础。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规定，“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此后中日之间签署的三个政治文件，均确认了上述立场。这是日本对中国作出的郑重承诺，也是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然而，高市上台后不久，便公然发表一系列涉台谬论，创下日本战败以来作为日本领导人的多个恶劣“首次”：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心，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这些挑衅言论，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面对中方严正立场和国际社会广泛批评，高市不思悔改，竟试图借所谓“旧金山和约”，煽炒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所谓“旧金山和约”，是在排斥中苏等二战重要当事方的情况下，对日本单独媾和而发表的文件，违反1942年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关于禁止与敌国单独媾和的规定，也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无论从程序上还是效力上，都不具备对台湾主权归属作出处置的资格。
历史铁证如山，法理昭示天下。台湾的归属有史可考、有据可查、有法可依，不因时间流逝而改变，不因政治操弄而动摇。作为曾经的殖民侵略者，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唯有直面历史、深刻反省、真诚道歉，绝无置喙之权。高市妄图以“存亡危机”为幌子、以武力介入为威胁，挑战台湾回归中国这一二战胜利成果，其实质是要否定战后国际秩序，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招魂。
（二）
高市之流的出现并非偶然。其谬论根植于战后日本始终未能彻底清算的军国主义思想土壤，脱胎于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的复辟图谋。
要看清高市言论的本质和危害，就必须追溯这一思想毒瘤的历史根源。
日本战败投降后，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本应接受彻底的清算。《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迅速形成，美国对日政策也发生根本性转向——从削弱、去武装化转向扶植、重新武装。
在美国庇护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半途而废。原本以驱逐日本政界、经济界、言论界中军国主义分子为目标的“公职追放”政策被中止，大量军国主义分子重返政坛。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岸信介。这个曾在东条英机内阁担任商工大臣、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关押的军国主义余孽，竟在“公职追放”解除后重返政界，并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成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还魂”的标志事件。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说：“战后的日本政治某种程度上是由发动过侵略战争的人确立，其影响延续至今。”
不彻底的清算，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空间。数十年来，这股势力从未停止为军国主义招魂、否认侵略历史、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图谋。
在历史问题上，他们企图借参拜靖国神社等行径，为侵略历史翻案。靖国神社在战争期间是日本军国主义控制军人精神、煽动“为天皇尽忠”的工具。1978年，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合祀于此，靖国神社彻底成为美化侵略战争、供奉战争罪犯的场所。此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络绎不绝。高市公开称靖国神社是“和平之社”，近20年来几乎每年前往“拜鬼”。
在教育舆论领域，日本右翼大肆推行历史修正主义，为侵略罪行“洗白”。他们宣称日本是为“自存自卫”而发动战争，把正视历史、承认罪责污蔑为“自虐史观”，把否认历史、美化侵略反包装成“正常国家”的表现。1997年，日本右翼学者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伙同右翼政客不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侵略”中国被改成“进入”中国，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战争暴行被贴上“事实存疑”的标签……2022年上映的日本纪录片《教育和爱国》，深刻揭露了日本右翼势力施压教育行业、篡改教科书的真相。
在军事安全领域，这股势力利用各种借口为军事扩张“松绑解套”。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不保持战争力量。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对这一和平条款的侵蚀。从海湾战争结束后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艇，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到阿富汗战争开始后派自卫队舰艇为美军等供给燃油，首次战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再到伊拉克战争中向当地派兵，首次向处于战争中的外国领土派遣自卫队……日本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被一步步掏空。
这一进程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明显加速。2015年，日本政府强行推动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规定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时，若被认定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便可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条款从根本上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为日本军事力量“由守转攻”打开了法律缺口——而这，正是高市今天用以威胁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所谓“依据”。
从战犯复出到修宪扩军，从参拜靖国神社到鼓吹“台湾有事”——这条清晰的历史链条揭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从未被根除，一直伺机卷土重来。
（三）
在战后日本历史教育长期偏差所累积的认知扭曲达到临界点的“气候”下，在右翼势力裹挟日本政治生态演化蜕变的“土壤”中，一个妄图将复活军国主义推向明面的危险政客走向前台。
高市的右翼底色由来已久。她长期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等铁证如山的日军战争罪行，对日本就“慰安妇”问题道歉的“河野谈话”和就侵略历史道歉的“村山谈话”表达不满，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媒体还披露，她曾与新纳粹组织头目合影，并为以纳粹为榜样的《希特勒的选举战略》一书写推荐语。
高市长期抱有反华遏华思想，甚至伙同各种反华分裂势力打造小圈子。她以视频连线、窜访台湾等方式多次与台湾当局头面人物相互勾结，上台后以日本跨党派挺台议员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核心成员为“选才库”，启用大量“亲台派”政客。高市还伙同日本国会内支持“藏独”“东突”“蒙独”以及鼓吹“人权外交”的议员组织负责人，共同设立反华性质的“议员联盟”。
这样一个偏激政客走到今天，很大程度得益于安倍的“栽培”。在历史认知、修宪扩军、对华政策等核心议题上，高市被视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曾在内阁担任要职，但高市在自民党内始终缺乏政治根基，此前两次竞选总裁均以落败告终。然而，深陷“黑金”丑闻的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接连失利，急需寻找一剂能够重新凝聚保守派选民的“猛药”挽回颓势。于是，这个曾两度败选的政客，在自民党政治危机中被侥幸推上了首相之位。
对于初登权力顶峰的高市而言，迎合右翼、制造对外紧张，是巩固其脆弱执政根基的捷径。当下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元大幅贬值，民众生活负担加重，国债利率攀升，债务问题严重，社会不满情绪日益累积。在此背景下，挑唆外部矛盾以转移国内视线，是屡见不鲜的政客手法。这既是向党内右翼势力纳“投名状”，也是向国内民众制造“外部威胁”以转嫁执政危机的拙劣伎俩。
内有困局需转嫁，自认外有“靠山”可依附，高市的如意算盘打得精细。
多重因素作用下，高市毫不掩饰地高速推进其危险议程，上任不到一月就迈出安倍等之前右翼领导人都不敢迈出的一步：以在任首相身份把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与“台湾有事”相关联，暗示对中国动武。同时，高市内阁推动大幅增加防卫费，提出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着手推进《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试图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暗示研发核动力潜艇，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桩桩件件，其目标昭然若揭，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日本的“重新武装”。
在历史和法理事实面前，高市不仅拒不承认错误、拒不收回谬论，反而变本加厉。这充分证明，其涉台言论绝非一时失言，而是蓄谋已久的公然叫嚣，是一贯政治企图的集中暴露。在日本有识之士看来，高市至少存在两个致命的误判。
其一，误判国际形势。日本《朝日新闻》社论尖锐指出，在美国努力稳定对华关系之时，高市缺乏“大局观”，严重损害日本外交利益。还有评论指出，高市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绑架美国为其冒险行为“买单”，不过是一场危险的政治豪赌。
其二，误判中国决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高市公开发出试图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错误信号，讲了不该讲的话，越了不应越的线，挑战中方核心利益，必然受到中方坚决回击。
“作为首相，却给国家带来危机。”日本资深政治家、众议员小泽一郎的批评，也道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忧虑。
（四）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往往押着惊人相似的韵脚。
2025年9月18日，人们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回望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在“大东亚共荣”的谎言包装下，对亚洲邻国实施了惨绝人寰的侵略。从南京城下30万冤魂的哀鸣，到华北平原上“三光”政策下的焦土；从731部队在哈尔滨进行的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到东南亚丛林中无数劳工和战俘的累累白骨……这段野蛮残暴的历史，成为人类文明永久的伤疤。
2025年12月13日，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一批俄罗斯转交我方的苏联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一些侦讯记录系首次公开，受审战犯对其违反国际公约、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罪行供认不讳。这是解密的档案。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军国主义的本质是反人类、反文明的，其内在逻辑是极端的民族优越感、对外掠夺的贪婪以及对武力的盲目迷信。它将国家机器变成杀戮工具，将普通民众裹挟进战争狂热，最终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把日本自身推向了毁灭的深渊。
今天高市等人的论调，与二战前夕日本军部煽动战争的逻辑何其相似！当年，他们鼓吹“满蒙生命线”，以此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借口；如今，他们炮制“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试图将中国的神圣领土再次纳入日本的“安全防线”。这种地缘政治的贪婪，这种对他国主权领土的觊觎，这种“生存空间论”的翻版，无不散发着军国主义幽灵的腐朽气息。
如果说现实挑衅是军国主义幽灵的“借尸还魂”，那么扭曲史观则是其赖以生存的“精神毒蛊”。这绝非简单的无知，而是蓄意的歪曲；不是外交方面的失言，而是政治层面的阴谋。剖析其荒谬逻辑，对于认清日本军国主义本质至关重要。
所谓的“受害者叙事”，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嘲弄。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记忆上患上了严重的“选择性失忆症”：他们极力抹杀日军的侵略暴行，却利用广岛、长崎的核爆经历大打“悲情牌”，妄图完成从“加害者”到“受害者”的角色置换。这种逻辑本质上是对因果关系的倒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早已盖棺定论，日本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始作俑者。诚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所言，核爆终结了罪恶的战争，而日本政府必须为此负直接责任。
所谓的“侵略有功论”，则是美化暴行的无耻诡辩。右翼势力至今仍在兜售“解放亚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陈词滥调，试图将血腥的侵略粉饰为把亚洲从西方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义举”。历史事实早已给出了响亮的耳光：仅在中国，3500万军民的伤亡、无数城市的废墟、数千万人的流离失所，难道就是所谓的“解放”？资源被劫掠、劳工被强征、文物被盗抢，这种赤裸裸的殖民掠夺与杀戮，岂能用“共荣”来洗地？这分明是惨绝人寰的人间炼狱。
所谓的“切割历史责任论”，更是企图逃避国家责任的“政治赖账”。从安倍晋三声称日本人“不能再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到高市加速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其核心企图是与历史责任作切割。然而，在国际法理与人类良知面前，这种论调根本站不住脚。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及《中日联合声明》等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日本的国家责任是法定的、持续的，不因政权更替或时间流逝而自动消失。试图通过“切割”来卸下罪行，抛弃承诺，是对受害国人民的二次伤害，对人类良知的粗暴践踏。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新华社发
12月1日，德国政府宣布将新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暴政下的波兰受害者。德国总理默茨表示：“铭记历史、正视过去，永无止境。”
同为二战战败国，战后德国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承认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德国对其后果“全面承担责任”，向受害国人民“认罪、道歉、请求宽恕”。德国不仅在言语上认罪，更在行动上落实——严厉打击新纳粹主义，在学校教育中详细讲解纳粹暴行，向受害者进行实质性赔偿。正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所言，以“审慎和自省”的方式正确对待本国历史“不会失去朋友，反而将会赢得朋友”。
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对侵略历史的否认和美化，不是简单的历史认知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走向的重大政治问题。一个连历史都不敢正视的国家，何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五）
历史的审判台前，任何试图掩盖真相的谎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正义的聚光灯下，任何企图颠覆国际秩序的野心都将无所遁形。
一个在历史问题上拒绝深刻反省、在军事扩张上野心勃勃的日本，将是地区和平的最大不稳定因素。事实上，高市的倒行逆施已在日本国内、地区和国际层面引发强烈反弹。
2025年11月21日，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外，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活动，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错误言论。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于日本自身，高市背弃和平承诺，撕裂社会共识，令民众忧心国家将重蹈历史覆辙、再度深陷战火。多名前首相接连批评高市言论“轻率”“越界”；多党派议员和民间团体指责其背离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基本立场，称她“没有资格担任首相”；学界和媒体警告其鲁莽行径令日本外交陷入孤立、经济面临冲击；大量民众自发在首相官邸前集会，高喊“不要战争”。
2015年9月16日，在日本东京国会大楼前，人们手持标语参加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强行推动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新华社记者 刘天 摄
在地区层面，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的危险举动制造紧张、挑动对立，破坏确保亚太地区长期和平发展的战后国际秩序。俄罗斯外交部就此评论：“日方不仅不反省其近期言论的错误，而且在80年后的今天仍然拒不承认二战结果。”韩国国会议长禹元植要求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展现真诚反省和负责任态度，缅甸国防与安全委员会新闻发布组组长佐敏吞谴责高市对日本侵略罪行毫无悔意、不负责任，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指出高市言行“威胁亚洲和平，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挑战”。
世界范围内，高市妄图重拾日本以捏造“存亡危机”为借口发动战争的危险历史剧本，再次唤起国际社会对军国主义的惨痛记忆。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表示，高市错误言论极具破坏性，无益于日本自身安全，更破坏整个地区安全。英国前议员乔治·加洛韦指出，如果日本想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定引发中国和世界人民愤慨。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认为，日本现政府正在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塞内加尔官方报纸《太阳报》等多国媒体刊文指出，这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极端政治操作”。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空中护旗梯队接受检阅。新华社记者 王婧嫱 摄
今天的世界格局早已不同往日，今天的中国也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始终致力于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绝不会有任何妥协退让。任何试图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的行径，都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80年前，面对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8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更有决心、有能力守护来之不易的正义与安宁。
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可亵渎。
从纽伦堡到东京，国际社会以审判的方式为那场浩劫画上句号，以法理的力量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基石。这一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思想内核，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为法律依据，凝结着数千万生命的惨痛代价，承载着“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共同理想，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绝不容任何势力肆意践踏。
和平发展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将继续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让和平与正义的旗帜永远高高飘扬。
文字记者：新华社记者 海报设计：李梦帆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寰宇平文章：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12月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在侵华日军士兵写给父亲的信中，屠杀竟如游戏般愉悦，揭露出军国主义泯灭人性的残暴。
不久前，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在展陈翻新计划中提出，意欲将现有资料中的“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将“侵略”改为“进入”，遭到一些长崎市民的坚决反对。市民团体成员关口达夫说：“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各国民众假如看到‘侵略’改为‘进入’，只会认为日本企图掩盖负面历史。”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年份，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本应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然而，日本一些人和势力不仅变本加厉地对侵略罪恶进行掩盖、美化与翻案，甚至妄图推动军国主义借尸还魂。这种与国际社会历史认知背道而驰的错误行径，严重违背国际共识与人类良知，严重危害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
（一）
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该国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心，更是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这样的露骨越线挑衅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余毒未消的本质。
在日语语境中，“有事”意为“紧急情况”“重大危机”。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军国主义辞典中的惯用话术。
1894年，日本声称朝鲜半岛出现“危机”威胁日本安全，出兵朝鲜继而发动甲午战争；
1904年，日本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动向认作“危机”事态，偷袭驻扎在中国旅顺港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占领中国东北南部地区；
1931年，日本以“行使自卫权”为由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1937年，日本借“华北危机”酿成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紧随的是“八一三”事变、南京大屠杀；
1941年，日本将“是否袭击珍珠港”视为“威胁日本存亡”，点燃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
…………
每当日本军国主义想要侵略扩张，都会先将自己装扮为受人压迫、退无可退的形象，颠倒黑白地动员国内支持。一旦时机成熟，则会不认对手、不计后果、不宣而战、不择手段。日本现职领导人，敢于堂而皇之妄言妄行，其背后正是军国主义基因在作祟。
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主导力量，也是战后右翼势力的思想根基。近代以来，天皇中心主义、武士道和神道教等精神结构中的糟粕，被日本统治集团系统性利用与重塑，又进一步结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思想的糟粕，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中，“皇国史观”突出天皇神性，主张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武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却被推广为全民道德，扭曲为对战争的狂热和对生命、死亡的漠视，以及对战争发动者的无条件愚忠；从西方引进的社会进化论则异化为“弱肉强食”理论，为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提供“科学依据”。
日本军国主义与武士道精神的异化密不可分。武士是日本封建社会特殊的阶层，多为封建领主的家臣。有研究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本统治集团看来，武士道精神最大的利用价值是一种“奴道”。武士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就是“为主家”：第一是拥护主人，第二是拥护自己的家和生存。为此哪怕做出“复仇”“切腹”等极端行为，极尽残忍手段他虐自虐，仍然都是武士“与高贵身份相伴随的义务”。
同时，军国主义的形成，必然不能只停留于思想和文化，一定要形成一种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义勇奉公”等武士的最高原则，又被拿出来作为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润滑油，进行全民动员。
从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强调军人要尚武勇、尽忠节，成为对外扩张、对内统治的暴力机器；到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将“忠君爱国”确立为教育核心，推行皇民教化和奴化教育，使民众绝对尊崇天皇、服从国家战争意志；再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强推武士道德全民化，使其化为全体国民效忠天皇的公德；直至1900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制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赋予军部不受内阁制约的特权……武士道就这样一步步被异化为驱动战争机器的意识形态引擎，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衍生出军国主义三大狰狞特征。
一是侵略战争神圣化。日本历史学家木坂顺一郎曾发问：“对于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民众为什么不加以反对？那些主动选择毁灭之路的士兵们、参加惨不忍睹的大屠杀的男人们、高呼万岁把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的女人们、饥肠辘辘地在工厂为生产武器而拼命干活的学徒工们——他们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这场战争？”答案就是，军国主义将侵略战争神圣化。建立于明治时期的靖国神社，就是这样的军国主义招魂之所。在这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奉为“神灵”，残酷的杀戮被描绘成神圣的献祭。日本军国主义利用这种“国家神道”的宗教装置，将战死者神格化，诱骗一代代日本人甘愿沦为战争的炮灰和祭品。
二是鼓吹种族优劣论。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在攻占新加坡后公然宣称：“日本是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而针对日军在中国进行的野蛮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曾明确记载了军国主义的歪理邪说——“日军的首脑认为这场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神道教铸就的民族优越感，被军国主义用来鼓吹“人种差异”“优胜劣汰”，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生存自卫论”，炮制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战争”“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等谬论，作为侵略奴役其他国家的思想武器。
三是漠视生命，轻启战端。在日本军国主义即将失败的1945年，日军大本营还下达“决号作战准备纲要”，意图“一亿玉碎”，负隅顽抗。武士道精神推崇“向死而狂”，在军国主义的操弄下，所谓的“死之觉悟”，演变成了对侵略毫无底线和不计代价的贪婪与冒险。早在幕末时期，代表极端民族主义的“变革先驱”吉田松阴就抛出了“得失互偿论”，主张“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这一理论迅速被山县有朋等人奉为圭臬，并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将日本的国家安全边界无限外推，认为只要“利益线”受阻，便可轻启战端。今天日本一些人动辄把包括台海在内的地区归为日本的“新生命线”，同20世纪初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侵华战争炮制“满蒙生命线论”的行径臭味相通、如出一辙。
日本军国主义的演变，是国家机器逐步被军事独裁势力侵蚀，进而彻底绑架全体国民的“癌变”。而日本军国主义在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孽生，演变出一部充满了血腥与罪恶的扩张史，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正是鉴于日本军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浩劫，战后日本才被明确剥夺其交战权，从制度上铲除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土壤。
（二）
百年前的日本军国主义话术在今日重现国际社会，不禁引发人们追问——当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清算是否彻底？
80年前，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伴着电波杂音播出的《终战诏书》中，并未出现“投降”的字眼。日本在战胜国的安排下选择了放弃交战权的和平道路，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新接纳。然而，战后的日本没有对军国主义完成彻底清算，从官方到民间不断滋生着种种反动和危险的思潮，甚至形成有计划的行动，这种披着“和平国家”外衣的“新军国主义”，逐渐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真正危险所在。
战后“新军国主义”的丑陋表演有各种舞台，靖国神社无疑是最为典型的地方。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重要象征，靖国神社反倒成了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照妖镜”。
多年来，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客推动“新军国主义”崛起的重要政治举动。有人在这里高呼“光荣回到靖国神社”，再现欢送侵略者出征的场景；有人在这里纪念“为国捐躯的英灵”，故意同别国纪念卫国烈士混为一谈；有人满口讲着和平，却在这里主张“死者无罪论”，逃避加害责任；还有人做出理解“受伤害国家人民感情”的样子，明明是首相，却以“个人行为”为战犯招魂；更有人自己长期坚持参拜，还推动更多日本政要乃至日本天皇参拜，散布靖国神社所承载的军国主义思想。早在2007年8月，高市早苗就以安倍晋三内阁阁僚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此后她成为靖国神社的常客。记录显示，从2014年至今，高市早苗共参拜靖国神社超过10次。
在日本“新军国主义”势力的鼓噪下，武士道精神中的痼疾又再次被改造利用，军国主义思想的变种层出不穷。右翼势力奉“皇国史观”为核心价值，武士不可对天皇“不恭”，战争苦果“不能不由全体国民品尝”，“一亿国民总忏悔”可以，却不许任何具体的人或群体服罪担责；战犯提前释放，摇身变为“保存国体而忍辱负重”的义士，在日本政坛形成“军国主义遗族政治”链条；“大和民族优越论”分解潜藏于“正常国家”“主导亚洲”“盟友价值”“日本无罪”等主张之中；大肆宣扬“玉碎”“神风”乃至“三光”“百人斩”等均是武士道精神体现，用悲情色彩涂抹战争，用“英雄叙事”替换罪恶……军国主义思想在战后流毒蔓延，逐步形成了日本危险行动的政治风向和社会土壤。
政治上，“新军国主义”不断架空“和平宪法”，加速推动社会右倾化。长期以来，借追求“正常国家”之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核心精神被日本右翼势力层层架空，“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无核三原则”岌岌可危，“武器出口三原则”等战后约束日本军国主义的限制性规范接连被突破。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体制特别是交战权限制的束缚，朝着“军事大国”迈进。
军事上，“新军国主义”打着“自主防卫”的幌子，行穷兵黩武之实，将日本打造为极具进攻性的“能战国家”。日本国会近日通过2025财年补充预算案，追加1.1万亿日元防卫相关费用，使其年度防卫费总额推高至创纪录的约11万亿日元。自卫队军衔名称计划于2026财年变更，被日本殖民和侵略的国家最痛恨的“大佐”等称谓都要改回来。自民党内部人士声称，应摒弃以往刻意回避军事术语的“非必要”习惯，通过明确称谓强化自卫队的“国防组织”定位。高市早苗此前亦公开表态，称日本应将自卫队正式升格为国防军。近年来，日本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向自主进攻型加速转向，当前自卫队已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无论名与实，日本在多个领域实现了突破战后体制束缚的危险动向。
文化上，“新军国主义”持续推动历史修正主义叙事，企图通过教育洗脑毒化日本年轻一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多次推动篡改历史教科书表述，否定或美化侵略战争，声称“南京大屠杀虚构”“存在争议”。今年4月起，日本全国初中陆续启用新版教材，在多数教材中，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或用“南京事件”一笔带过，对加害者身份避而不谈；或在脚注中稍有提及“南京大屠杀”，却抛出“受害人数尚无定论，仍在研究中”的论调，公然否认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
外交上，“新军国主义”一面以“地区安全维护者”自居，一面又频频挑起争端。近年来，日本摒弃了战后以和平主义存世的立身之本，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蓄意煽风点火，通过强化与美英澳等国的同盟、准同盟关系，刻意挑动地区阵营对抗。这种以威慑替代协商的行事逻辑，与战前日本以“生命线”“利益线”为名推行的扩张政策毫无二致。先是故意挑起争端、人为制造和煽动“威胁”，再以此转移国内矛盾、增加个人支持率，越来越成为近年来日本政客为稳定执政基础而屡试不爽的基本操作。
更值得警惕的是，旧军国主义用来蛊惑日本国民“奔赴战场，敢于为天皇奉献生命”的《教育敕语》又粉墨登场。安倍内阁时期，日本政府通过答辩书，宣称不排除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的可能性。《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这可看作是政府“企图回归战前价值观”行动的一环。有媒体曾在2017年曝光，当时与安倍晋三关系密切的右翼团体开办的幼儿园，强制要求幼儿背诵《教育敕语》。高市早苗自幼便熟读《教育敕语》，早年间更曾公开赞赏《教育敕语》，称其非常“精彩”。可以看出，高市早苗不仅在武力涉台上表现出军国主义思想倾向，在思想教育领域同样积极推动历史修正主义教育政策，恢复战前军国主义价值观和强化“爱国”意识形态，系统继承了军国主义基因。
（三）
很多学者都曾对比研究过战后对日本和德国的不同处置：一是德国战后为盟军共同占领，日本则为美军以盟军名义独占；二是德国和国际社会对纳粹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而日本从战争发动者，到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以及国家责任等层面的清算均不彻底；三是战后存在排斥二战重要当事方的对日单独媾和，后又在安保合作名义下，事实上为日本动武解套和松绑。
有学者指出，未被切断的权力传承链条，让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休眠火山。战后日本高度承接了战前的政治势力。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侵略历史，意图摆脱“战败国”身份，同企图淡化侵略行径的历史修正主义形成内在勾连，推动突破“和平宪法”和战后国际秩序束缚，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埋下邪恶伏笔。
在战后80年的演变中，日本右翼政客为军国主义披上“民主”“法制”“安全”的虚假外衣，捏造了一套自相矛盾的“新军国主义”逻辑。
“新军国主义”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冲击。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深重历史罪责。台湾本来“无事”，因日本侵略殖民才“有事”。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明确对台湾问题作出政治承诺。高市早苗的言行无视日本既有承诺，严重损害中日互信基础，不仅引发中方的强烈抗议、严正交涉和反制，也受到包括多位日本前首相在内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评。
“新军国主义”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恶劣影响。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高市早苗奉行历史修正主义政策，日方发表大量反俄言论，与其声称的对俄关系正常化意愿互相矛盾；韩国政府对高市早苗声称独岛（日方称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表示严正抗议，并暂停了原定于11月举行的韩日联合演习。鉴于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内核是全面突破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哪怕对美国等日本盟友来说，实有养虎为患之虞。
“新军国主义”对日本和日本人民产生实质损害。日本议员山本太郎指出，与中国发生矛盾，日本是没有未来的。对抗一旦升级为冲突，日本根本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和人口支撑大规模战争，更没有足够的经济缓冲链条，整个国家的运转都会轻易受挫。随着日本2026年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日本民众愤怒地将这一造成增税、削减民生支出的政府行为称为“减寿大军扩”。
日本《东京新闻》称，一个国家若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也难以把握未来，而高市早苗正带领日本走进一场危险赌局。不惜轻言战争威胁地区安全的政客终将为千夫所指，不惜牺牲本国国民福祉也要强军扩武的“新军国主义者”终将难逃覆灭下场。
（四）
“时机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而将日本帝国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80年前，《波茨坦公告》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依然发人深省，也依然是当今日本需要正视和回答的问题。军国主义阴魂能否从日本彻底清除，关乎日本国家与国民如何立足并取信于国际社会。
德国对待纳粹的做法，是日本的一面镜子。就在本月，德国政府宣布将在柏林新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暴政下的波兰受害者，并归还一批二战期间德方侵占的波兰文物。“铭记历史，正视过去永无止境。德国始终恪守其历史责任。”德国总理默茨的表态，是德国社会在二战后一系列深刻反思的延续，这也是德国重新赢得国际接纳与信任的重要原因。
反观日本右翼势力，不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责缺乏反思，甚至还同日本新纳粹代表人物合影，为美化希特勒书籍写推荐语。前首相麻生太郎更曾公然表示“日本应效仿二战前德国纳粹做法，在安静的环境中推动实现修宪”。试想，如果这些人在欧洲有如此言行，定将声名狼藉从政无望，甚至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言行在日本还得到相当民调支持。不久前，日本足球运动员三笘薰手持二战日本军官小野田宽郎的照片，在英国参加了一场关于一战的纪念活动，引发强烈批评。小野田宽郎被称作日军“最后投降的兵”，曾在菲律宾犯下滔天罪行，但多年来被日本包装成所谓“战争受害者”“忠诚坚韧的民族英雄”。这个至死没有悔改的军国主义者，如今竟作为和平活动的宣传物料登陆欧洲，足见军国主义的毒害和麻痹之深，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之紧迫。
台湾问题更是如此。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不可动摇的普遍共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不仅把日本当年“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明确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成果，构成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近期在中国大陆首次以上下部形式上映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将1930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搬上银幕，史诗般还原了台湾人民血性抗日的历史。当年，英勇的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如磐石，意志坚不可摧，能力今非昔比。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绝不允许外部势力染指中国台湾地区，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国际社会需要看清，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错误言行，绝非意外偶然。近些年日本防卫费十三连增，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多次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步步掏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对日明确规定的条款，违背自身在日本宪法中所作承诺，“新军国主义”不再是暗流，正实实在在威胁全球和平发展。
如果高市早苗之流的言行得不到纠正，将给其他国家树立恶劣先例，一些势力或将跟风效仿，挑战既定国际规则和秩序。这不仅会侵蚀国际治理的根基，更可能对全球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造成冲击，影响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
任由“新军国主义”放出牢笼，终将危害全世界。九一八事变直接策划者、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最终战争论》中构建了一个疯狂的战略理论：世界主要可以分作美国、欧洲、苏联、日本四个集团，世界终将爆发一场决定性的大规模战争。日本必须通过工业化、军事化与社会整合来准备这一场同美国的“最终决战”，完成世界大一统。军国主义者具有顽固的宿命色彩，认为战争不是人类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不可避免的洪流；军国主义者具有疯狂的赌徒心态，哪怕是面对十倍于己的对手，也要“赌上国运”不惜全民战争。
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留下忧心忡忡的政治遗嘱：“只要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人还处在国家中枢，这个国家就没什么大问题；等我们都走了，才是可怕的时候。”随着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加剧，这些政治预言正面临变为现实的巨大风险。
11月21日，中国代表致函联合国，强调高市早苗有关言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是对14亿多中国人民和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公然挑衅；11月24日，日本致函联合国无理狡辩，称其防卫基本方针是“专守防卫”的被动防御战略，并对中方无端指责、倒打一耙；12月1日，中国再次致函联合国，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高市早苗却把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与“台湾有事”相关联，暗示对中国动用武力，这显然超出了日方所谓“专守防卫”“被动防御”的范畴，日方的说法自相矛盾，是在欺骗国际社会。该函作为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向全体会员国散发，法国、俄罗斯、南非、柬埔寨、越南、老挝、西班牙、乌干达、土耳其、缅甸、泰国、哥伦比亚等国都发表声明，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多月来，高市早苗和日本外交部门仍在试图用“一贯立场”来搪塞敷衍。与此同时，一段高市早苗年轻时在国会质问日本时任首相村山富市的视频在互联网持续热传。“你认为哪些行为是侵略行为？”“你所说的过错具体是什么？”她当年胡搅蛮缠的提问，正适合反过来问问如今避重就轻的自己。日本的“一贯立场”究竟是什么立场？你对于日本侵略殖民又是什么立场？你能不能去联合国讲一讲，怎么看待和肃清军国主义？
“吾人决不许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中英美三国80年前劝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也是当今国际社会不容日本开历史倒车的呼声。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是一个真实而紧迫的现实危机。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一错再错，一切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有权利对日本的历史罪行进行再清算，都有责任坚决阻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是国际社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底线，也是日本自身能否存续和平发展的原则底线。唯有如此，方能实现“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伟大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