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方史料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作者：赵新利  来源：《光明日报》（ 2025年08月13日 11版）

【光明学术笔谈】  

作为中国抗战的“对手”，日本侵华军队、外交系统、情报系统在战争期间收集整理了大量中国共产党文献史料，日本学界亦对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关注，出版了大量著述。这些官方报告和早期著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缜密分析，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们从日方视角为我们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我们提供了开展深入研究的新史料与新视角。

日方视角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煮不烂、烤不熟、吞不下”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方档案史料对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东亚和世界的未来影响深远，具体来看，抗战时期日本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包括如下方面。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未来、东亚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有重大影响。早在1934年9月，日本大阪对华经济联盟编纂的专著《苏联与中国满洲的共产运动》指出：“中国将走向何方，究竟会不会走向共产化？这对邻国日本来说的确是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世界的大问题。”1941年2月，波多野乾一的《红色中国的究明》一书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东亚新秩序”唯一的“障碍”。波多野乾一曾作为记者长期驻华，其关于中国的许多研究受到日本政府、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重视。

日方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快速发展和关键作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快速发展是“世纪的奇迹”。波多野乾一于1937年8月出版《现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一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初是只有几十个人的团体……今天已经拥有相当于中国约一个半省的苏区，以及守卫苏区的20万共产军，领导着数千万的民众。实在是让人吃惊的发展速度，堪称‘世纪的奇迹’。”东京朝日新闻东亚问题调查会于1937年2月主编并出版的《移行的中国》一书关注了中国共产党在东亚政局和中国的重要作用，指出：“当今，共产军已经成为东亚政局的一个值得注目的势力。今后在东亚即将展开的各种情势中，这个势力都是无法忽视的。”“如果将中国比喻成一个火药库的话，共产军就是接在上面的导火线。哪怕再小的火苗都有可能使之爆炸。”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煮不烂、烤不熟、吞不下”，既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1941年2月，波多野乾一在《红色中国的究明》一书指出，卢沟桥事变满三年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线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比重不断增加，中国共产党与重庆政权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本质，“是煮不烂、烤不熟、吞不下的”。日本防卫部门在战后出版的《华北治安战》认为，对日军来说，“中国共产党游击战和地下工作异常巧妙”，“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

有力的对日宣传瓦解：“领导中国思想战的主体是共产党”

日方史料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视宣传的军队”，在宣传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专家中的专家”，“领导中国思想战的主体是共产党”。抗战时期尤其是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日之间的宣传战白热化，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1939年4月的档案《共产党对我军的思想瓦解工作的真相及其防遏方策》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工作，“日军……在思想战方面处于甚为不利的形势中”。该档案承认日本开展的思想战逊色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说，在思想战方面已明显输敌一筹”，“共产党（军）巧妙地争取民众，更对日军不断实施思想瓦解工作，将来实为值得忧虑之事。”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对日宣传瓦解工作，在侵华日军内部产生广泛影响，对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伟大组织力和顽强行动力”。中国共产党一贯注重通过军队政治部系统开展对敌宣传工作，日方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部的相关情况。1938年11月侵华日军编纂的内部资料《关于共产军的政治部》强调，政治部是共产党特有的组织，“拥有政治部是共产军的重要特征”，并将政治部描述为“共产军的核心”，强调“共产军的原动力在政治部”，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是“非凡的组织者”，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军纪风纪、鼓舞士气、对敌宣传等，“政治部的长处，在其伟大的组织力、顽强的行动力”（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C04120650600）。1939年2月印制的日本宪兵司令部资料《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军对日军后方的搅乱策动及宣传工作概况》详细梳理了从八路军总政治部到各团政训处乃至各连指导员的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军队政治部系统的“宣传组织相当坚实且有力”（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A03032317200）。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动员使用日本人，让宣传非常精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组织日本俘虏创办觉醒联盟、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等反战组织开展系统的对日宣传瓦解工作。《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军对日军后方的搅乱策动及宣传工作概况》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向侵华日军散发的宣传品内容，认为“最近的宣传文极为精炼，漫画增加甚多”，“可能利用了日本人”，“或动员使用了日本共产党员”（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A03032317200）。1939年3月，日本内阁情报部档案《华北共产军的宣传战术》分析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瓦解工作时指出：“宣传文是由日本兵或居留民所作，或命毕业于莫斯科和哈巴罗夫斯克共产大学者所作……《告日本士兵诸君》《日本共产党反战计划》等，均为只有日本左翼人士才能写出的内容，所以效果很大。”（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C14010435500）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宣传“相当巧妙且周密”。波多野乾一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充实激昂”，“无数的小册子、小杂志被以一元或两元的价钱销售，像长了翅膀一样被一售而光。”宣传的主要内容包括民族解放、如何自卫、如何组织救亡阵线、学生运动、国难教育、妇女解放、儿童救国运动、从财政经济角度看中日战事等。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手法丰富多样，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共产党对我军的思想瓦解工作的真相及其防遏方策》（1939年4月）列举了报刊、传单、喊话、广播、俘虏工作等瓦解敌军的方法，认为中国共产党面向日本军民开展的宣传和俘虏工作“巧妙且固执”，面向中国民众开展的宣传动员工作“十分巧妙”（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A03032006400）。1944年，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的极密档案《中共概说》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巧妙宣传’这一说法，在日本新闻人士和重庆方面的中国人中被广泛使用。事实上，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人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善于根据时间、事件、地点和对象进行调整。然而，这种巧妙的宣传并非偶然产生，而是经过周密准备和认真研究的结果。”（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A06033500100）

坚定抗日的中流砥柱：“中国抗日的主体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

日方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斗争“有相当的效果”，并作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运动的主体”“抗日的中流砥柱”等重要判断。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与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活动密切相关，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以抗日为唯一的旗帜”，拥有坚定抗日的决心。《移行的中国》一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以及通过打倒中国封建势力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着力点明显向反帝问题上倾斜。到了1935年，共产党采用新方略，其核心重点是，把日本当作当前的敌人，把全力集中于此”。波多野乾一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一书指出，“抗日救国联合阵线是中国版的人民战线运动，其主要特征是，以抗日为唯一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领导力非常之强。人民战线运动，事实上是共产运动的一种形态。加之，中国共产党的战术非常巧妙……让大众注意力的焦点聚焦到抗日这一点上”。日方认定，反帝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运动的主体”，“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早在1937年9月，日本内务省的报告就指出：“中国抗日的主体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A04010503400）大阪对华经济联盟编写的《苏联与中国满洲的共产运动》系统梳理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日斗争并得出结论：中国反帝运动和反日运动的主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的内部报告《共产国际对卢沟桥事变的策动》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运动的主体”。波多野乾一在《红色中国的究明》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战线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62~763页）‌而上述《红色中国的究明》出版于1941年2月，这本书关于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提出，比毛泽东同志提出中流砥柱问题早了三个多月。可见，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论断，在战争“对手”角度看来也是有所共识的。

对中国未来的预判：“国民政府很快就会崩溃，但共产党绝不会垮台”

日方多份史料对国共两党进行对比，并对国共两党的未来作出精准预判。整体上看，日方史料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动向，并对国共两党形成如下认识：

领导民众抗日的是中国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波多野乾一曾谈道，“民众不是奉着国民党的旨意来抗日的。那么，在谁的领导下行动呢？谁在领导抗日战争？答案极其简单：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他又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呼吁打倒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全中国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战争。”

抗战时期的中国，“形式上为国民党统治，灵魂则属于共产党”。波多野乾一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中指出，“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形式上体现了蒋介石的统一，灵魂则属于共产党”。日本档案史料认为国民党的抗战不主动、不坚决。实际上，抗战的精神力量主要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日本档案和早期著述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一盘散沙多有关注。1936年9月，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济调查会的报告《中国红色势力的现阶段》认为，南京政府对红军的“围剿”力度不彻底，甚至可以说近乎无力。1940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的内部报告《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总括资料》指出，“对国民党来说，最关键的国内因素是中国共产党拥有自己完全能够统领的军队”，“最初国民党是被中国共产党强拉过来抗战的，并且还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战术”。日本学者草野文男于1942年3月在《抗日中国相剋的现势》一书中关注了国共两党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差异，敏锐地指出，在民众组织力、群众训练工作，以及把握工农阶层诉求的口号运用方面，共产党远胜国民党一筹。

对国共两党的历史命运作出准确预判：“国民政府很快就会崩溃，但共产党绝不会垮台。”1940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的档案《中国共产党的对内政策及其工作真相》指出，“中国共产党各级干部对中国四亿工农阶级都充满了同情心”，“中国共产党对工农阶级的爱，可以战胜一切”，“中国共产党正在不断获得胜利”（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L21020111800）。1939年3月，日本内阁情报部的档案《华北共产军的宣传战术》对国共两党作出判断：“国民政府很快就会崩溃，但共产党绝不会垮台。”（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C14010435500）可以说，日方从“对手”的视角正确预判了国民党的历史命运，也准确预判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的未来。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引述的是抗战时期日本馆藏档案和日本学者早期著述，其中绝大部分戴着“防共、反共、灭共”的有色眼镜，有的档案史料甚至对中国共产党频繁使用蔑称，极尽诋毁之能事，充满敌意。日方之所以如此，其最终目的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东亚和世界的威胁，主张“对日本来说消灭中国共产党是国策上的最重要事项”（日本内阁情报部：《华北共产军的宣传战术》）。因此，日本馆藏档案和早期著述中的这些记载虽为我们从“对手”视角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角，但在使用时仍需注意辩证看待、仔细甄别。

（作者：赵新利，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与品牌学院院长、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馆藏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5〕”的阶段性成果）

【延伸阅读】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来源：学习时报2025-09-05 10:40

作者：吴杰明（国防大学原政委，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进一步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对于新时代树立正确抗战史观、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和始终坚持抗日主张，率先高举起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鲜明旗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高擎抗日大旗，勇敢担负起带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随后又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同胞奋起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形成了共赴国难、抵御外侮的浓厚氛围。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明确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对促成全国抗战高潮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陆续组建起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地区主要抗日力量。1934年7月，中国共产党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南方根据地挺进闽浙，影响和带动沿线民众参加抗日战争。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迅即提出要以主要力量投入抗战，并组成东征军东渡黄河抗日。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再次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

在整个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都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定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决反对各种悲观情绪和投降逆流，坚决支持社会各界开展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先后支持和声援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领导开展一二九运动，鼓励知识青年到工农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领导和组织国统区左翼文化力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和维护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开展全民族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面对近代中国最为强大的外敌，中国共产党及时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积极呼吁和全力以赴推动这一战线的建立，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使抗日战争有了领导中枢、基本阵营和政治保证。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着手倡导建立各种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直接带动了察绥抗战的兴起。红军先后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联合抗日。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得到了几十万人的签名拥护。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积极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经过艰苦努力，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坚定维护和积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以斗争求团结，先后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又联合又斗争”的基本原则，“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一次次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化解各种投降和分裂风险，始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出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中国共产党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动员和凝聚起最广泛的抗战力量

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主张。国民党统治集团主张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广大工人、农民参加东北义勇军和抗日斗争。1937年7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全国军队和人民总动员，以抗战争取民族自由解放。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广泛发动和组织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努力形成全面和全民族抗战的态势，保证了抗战从一开始就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为了真正把广大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呼吁国民党当局实行三民主义，结束独裁统治，并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用爱国主义动员组织各界民众参加抗战；另一方面在自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积极进行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努力建设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施行“十大政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建设新社会的积极探索，对全国人民产生了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赢得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抗战期间，大批爱国人士和知识青年争相奔赴延安，无数华夏儿女毅然投身抗日队伍，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指明了全面抗战路线的根本着眼点和重大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路径和方法

针对抗日战争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等矛盾特点，以及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观点，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初步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1936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深刻阐述了战略防御、战略退却、战略进攻等重要军事范畴。1937年5月以后，又陆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文章，逐步形成了持久战的理论框架。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撰写出长达5万多字的《论持久战》。该书当年7月在延安正式出版，毛泽东专门题写书名并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是我们党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理论阐发和集中概括，深刻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客观分析了中日双方矛盾的基本特点，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形式，尖锐批评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日持久作战的思想，以及一整套关于持久战的理论、战略和作战方针，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南。该书不仅在党内军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在国统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其正确性和巨大作用，在此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游击战战略战术，开辟了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开始时，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中国共产党从现实情况出发，果断实行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转变，创造性地提出并在敌后战场广泛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正是这种全新的作战样式，成为决定抗战胜负的关键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武装坚持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先后开辟了东南满、北满和吉东三大游击区，沉重打击了日伪殖民统治。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纷纷深入敌后，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敌后战场。抗日武装灵活机动地运用各种战术战法，积极支援正面战场作战，取得了辉煌战绩。1937年9月，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给日军“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了大部分伪军，不仅撑起了抗日战争的半壁河山，而且改变了双方交战的基本格局，形成了有利于中国的战争态势。历史证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抗日战争克敌制胜的法宝，敌后战场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战场。

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必须有能够支撑长期作战的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兵东进，在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点燃抗日烽火；新四军挺进皖中、皖南、苏中、豫东，在敌人统治的后方牢牢站稳脚跟。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达到19个，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这些根据地对日本侵略者形成了战略反包围，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支撑和夺取胜利的战略基地。

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勇于牺牲奉献，以实际行动铸就和弘扬了伟大抗战精神

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既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需要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影响民众和团结各方。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带领全国人民共同抗战作为崇高使命，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应有的风采，成为全民族抗战中的钢铁脊梁。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标准，号召共产党员要成为11个方面的模范。广大共产党员在抗战各条战线上浴血奋斗、赴汤蹈火，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被捕后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战至弹尽粮绝，集体跳入乌斯浑河；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为掩护战友和人民群众舍生忘死、壮烈牺牲；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等将领身先士卒、以身殉国。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中所呈现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和必胜信念，奏响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凝练形成了伟大抗战精神，极大鼓舞和激励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热忱和斗争意志，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不容置疑、不可动摇的科学结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