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的价值意蕴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11-06 08:12
【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毛宣国（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者按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对于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尤为必要。为此，本刊特约请三位学者围绕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论述，以期引发学界的更多关注与思考。
意象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其理论价值和研究成果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相比中国当代诸多美学派别，意象美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不像其他理论派别那样倚重西方美学的理论资源，而是将重点放在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实践方面，重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的研究。这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一些美学著作如汪裕雄的《意象探源》、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等中就得到了体现。进入到21世纪以来，张世英、叶朗、杨春时、张祥龙、胡雪冈、陈伯海、陈望衡、朱良志、朱志荣、彭锋等学者都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资源的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重要性也被一些海外汉学家和西方学者充分意识到。比如，德国汉学家卜松山的《象外之象——中国美学史概况》将审美意象作为中国美学史的基本线索，从“情景交融”“意在言外”“无法之法”“天人合一”“自然创造”等问题出发凸显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一
首先，中国当代美学家之所以重视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深入研究和梳理意象理论的思想资源，对于把握中国古代美学的文化基因和美学思维特点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文化是尚象重象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包含着丰富的“象”的文化基因，这从远古时期的神话和器具意识的起源、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构造、《易经》的卦象符号创造中就充分体现出来。先秦哲学家和思想家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象”进行哲学阐释和理论超越，提出一系列重要命题与观点，如老子将“道”“气”“象”联结起来的哲学观念，庄子的“象罔”命题和关于“言意关系”的理解，《周易》的“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哲学命题，先秦儒家以“象”比德和《诗》之“比兴”的观念等，对于中国古代意象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并成为中国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活水源头。
其次，它可以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古代艺术创造对于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将中国美学理论观念的研究与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宗白华提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理论形态的著作，而且尤其要重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中国美学和艺术史有一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所面对的审美形态和艺术形态十分丰富，不仅有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诗、书、画、音乐、舞蹈、戏剧，而且建筑、雕塑、陶瓷、玉器、青铜器等艺术审美形态发展得也很充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审美意象的创造，中国古代美学家和艺术家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如诗论中的“比兴”“情景交融”“境生于象外”，书论中的“澄怀味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画论中的“传神写照”“气韵生动”，乐论中的“人心之感于物”“和声无象”，园林艺术的“虽由人作，宛在天开”“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等。不少理论家也是围绕着艺术的审美意象创造来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代表性人物如刘勰、司空图、王昌龄、张怀瓘、孔颖达、苏轼、朱熹、严羽、王廷相、王夫之、叶燮、刘熙载等，这对于把握和认识中国美学史本来面貌和特色有着重要意义。
最后，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研究，还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美学史面貌提供方法论的启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从形而上的哲学美学方法入手还是从具体的艺术审美实践出发，学术界是存有不同看法的。对于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来说，这两种方法是可以统一的。意象美学诞生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哲学背景下，意象审美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形而上的审美意识与追求，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实践的产物。中国美学家提出的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与命题，是可以通过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审美意象创造来印证的。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将“意象”作为中国美学和文艺审美的核心范畴，并提出“神与物游”“感物吟志”“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拟容取心”诸多命题，不仅很好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观和心物观，而且也在中国古代诗歌审美实践中得到充分印证。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以意象为中心来展开，还突出了范畴命题对于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和体系建构的意义。意象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体现了中国美学运思的基本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古人最基本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统摄力，其所包含的“意象”“意境”“气象”“兴象”“形神”“情景”“神韵”“兴趣”“境界”“虚实”“隐秀”“感兴”“神思”“妙悟”“平淡”“飘逸”“沉郁”“空灵”等概念范畴组成了一个强大系统。通过对“意象”概念系统以及相关范畴命题的分析，不仅能凸显出意象在中国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古人特有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和运思方式。
二
也正因此，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的研究不仅属于传统，而且也属于现代。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声音认为，意象美学研究的特点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在发掘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价值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在充分吸收西方现代美学成果，反映当代美学和艺术实践方面，则存在着一定缺陷。这种观点以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意象美学的研究，它没有意识到，传统不仅是和某个过去时代相关联和产生共鸣的东西，而且还是一种栖息在人们深处的精神，它不是经历了某历史阶段就可以消失的东西，而是可以走向现代，在现代世界获得认同与发展的东西。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正具有这样的意味和价值。
叶朗曾反复强调，“美在意象”并非自己首先提出，而是从朱光潜、宗白华开始的许多北大学者在美学理论的核心区域逐步形成的一种共识。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共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反映了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一种趋势，那就是人们在学习和接受西方美学思想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仅仅用西方美学阐释中国美学的方法论之弊，从而转向重视中国传统美学自身，并以此为基础，寻求中西美学的对话与沟通，以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思想体系。这一点，早在王国维的以意象为基础的“境界（意境）”说中就显露出来了。尔后的朱光潜、宗白华等人以“意象”为中心谈美和美感的创造、谈诗境和中国艺术境界的创造，都体现出这一特点。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意象美学研究的这一意识更加自觉，它不再只是将“意象”作为阐释中国美学和艺术经验的核心范畴，而且试图融合现代西方美学特别是现象学美学的理论资源与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相互比较、阐释与论证，以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理论体系，如叶朗借鉴西方现象学意向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的意象理论，张世英以海德格尔所代表的“显隐说”来展示传统“意象说”的当代意义，杨春时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华审美现象学的理论构想，彭锋将中国传统“意象”理论与西方的“显现”“气氛”美学联系起来的理论尝试等，都体现了这一努力。
三
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既不是从客体也不是从主体方面看待审美意象的创造，而是将其看成是情与景、物与我、主体与客体、人与天地万物的统一，看成是审美主体即景会心、以形写神的心灵创造。它所追求的不是“象”所直接呈现出来的意义，而是隐含在“象”背后更深层的东西，是具有言外之意和能带给人们丰富的精神愉悦与满足的东西。中国传统艺术追求意象之美，其目的是让人们看到现实之外的高处远处，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而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显著特色，即叶朗所说的“重视心的作用，重视精神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艺术的“风雅”和“教化”程度。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礼乐教化和风雅之美为标识的国度，这种风雅之美已凝聚成民族审美的理想与精神，意象审美正是这种理想和精神的体现。今天，我们继承弘扬传统意象美学精神，也就是要人们以风雅、礼乐教化的方式去感受人生，亲近自然，让我们的艺术不是媚俗而是保持高雅情趣，进而走向高远的人生境界与审美追求。
中国传统意象美学所阐释的对象主要是传统艺术类型，如诗、画、园林、书法、戏曲艺术等，但并不意味着它对现代艺术和审美就失去了阐释能力。因为中国传统意象美学所说的“意象”并不是作为艺术发展史上某一阶段、某一类型的美学范畴，而是作为美和艺术本体存在的美学范畴。它对于艺术和审美现象的解释具有普遍性，现代艺术和现代人的审美方式也不能排除在外。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最大的特点是以“象”显“意”、以“象”体“道”，它既不舍弃感性、现实的东西（象），又不局限于此，而是要回归到超现实的“意”，看到感性艺术形式后面所隐含的意境和思想，这就克服了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或强调感性或强调观念的弊端，将感性与观念、“象”与“意”有机统一起来，从而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06日 15版）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意义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11-06 08:12
【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李新（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当代美学建构和审美批评实践中依然具有重要的阐释价值。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理论活力，超古以释今，承担起中国艺术意象思想古今衔接的现实挑战；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今天，我们要以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视角发掘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价值，加强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话语建设，扩大其影响力和传播力。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特征
艺术意象是艺术家在艺术构思的过程中，将主体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认知与客观的物象相融合，并通过一定的艺术表现方式及物质媒介表现出来，生成的包含客观物象和主观情感的艺术形象。从《周易》的“立象以尽意”到《诗经》的“审美意象”；从王弼、刘勰的“艺术意象说”再到王夫之、叶燮、方东树的意象观念，中国古代美学中蕴含丰富的艺术意象思想。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资源，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时代课题。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在现代转化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反映出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独特的审美追求。近代以来，伴随西方美学的冲击，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等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一度走向衰落。事实上，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博大精深，许多独到的观点、精彩的论述反映出独特的东方智慧。在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中，“美”和“意象”是一体的，是互不分离的。这种艺术意象观显然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艺术意象观，在西方学者眼中，艺术意象不过是一个美学范畴。而中国艺术意象思想丰富了外国学者对艺术意象的理解，为艺术意象美学的现代研究提供了可能。因此，有必要在继承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之独特个性的基础上，在中西互鉴的过程中，发掘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现代转化的潜力，促进美学研究多元化。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转化追求开放性和国际化。今天，我们对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研究与阐释，并非以一种面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原汁原味还原其内涵，而是以中西互鉴的视域重新赋予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以新内涵。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中所使用的艺术意象一词并非等同于中国古代的艺术意象，而与西方美学中的意象比较接近。朱光潜曾言，“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这里的“意象”即是西方美学中的意象的含义。不过，需要肯定的是，虽然中西方艺术意象的概念、范畴有所不同，但前辈学者既然将“artistic imagery”翻译为艺术意象，即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共通之处。同时，中国古代的艺术意象概念也在与“artistic imagery”互渗的过程中扩容了它的内涵，不仅没有被西方“artistic imagery”所同化，反而借助与“artistic imagery”的“亲缘关系”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提升了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在国际上的话语传播力与影响力，这可谓将“艺术意象”推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转化体现着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特征。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能够在今天依然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还在于其自身总是动态发展的，能够与时代精神相契合。20世纪以来，伴随西方美学的传入，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便始终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课题。对此，中国学者开始以时代精神、时代之问，建构中国古代艺术意象理论体系，在传承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同时，赋予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以时代价值。如朱光潜在借鉴叔本华等西方学者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周易》易象观及“观物取象”等思想的重新考察，结合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特点，建构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意象创构论，成为20世纪中国意象美学的重大创获。这说明，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从其现代化转型的那天起就始终是动态发展的、趋于现代的。因此，探讨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转化，需要根据时代语境，以新视角、新方法深挖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时代内涵，并将其与现代美学体系相匹配，使之成为中国现代美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之所以备受重视，其缘由就在于它立足本土，寻求与西方的沟通与对话，关注当下的审美革新与艺术实践，对发展中国美学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价值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知识重构，通过对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继承与发展，实现超古以释今，进而推动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现代化转型。例如，朱光潜强调：“我的美学观点，是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再吸收西方的美学观念而形成的。”朱光潜对艺术意象的看法充分借鉴了中国古代美学，将艺术之意象看作是“心物统一”“情景交融”的心灵创造，其思想来源出自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形神合一的生命哲学观。他进一步强调意境生成于虚实相生的艺术创造，因此，意境的生成就是美的生成。由此，意境具有了美的本体，艺术意境（象）就是艺术的美本身。可见，朱光潜的艺术意象观是对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性重构，它的“根”在中国。如今，杨春时以艺术意象为核心建构中华审美现象学理论；夏之放以审美心理学为视角将艺术意象视为文艺学体系建构的基石；顾祖钊将艺术意象看作艺术形象的高级形态，提出“意象文艺至境说”。他们的理论秉持了朱光潜等前辈学者的基本精神，在传承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之精华的同时，寻求与西方美学的沟通与对话，赋予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以时代的活力与生命力，是完成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古今衔接、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一步。
中国古代的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价值还在于它总是能够在借鉴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推进其自身建设，进而在中西“对话”的关系中以全球视野推动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走向世界，促进中西美学同质辉映、异质互补。诚如朱光潜所指出的那样，他的艺术意象观念固然有中国传统的一面，却也不能否认他借鉴吸收西方美学之精华，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化转型。他的艺术意象观深受西方美感经验论的影响，将美感世界（艺术意象）归为直觉、想象、移情等一类的心理事实。其著名的“物甲”“物乙”（意象）说亦可见康德美学的色彩。可见，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化转型正是基于朱光潜等一批学者在传承古代和借鉴西方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中西合璧”，在古今、中西的对话和会通中探索中国古代艺术意象现代化转型之价值，扩大了艺术意象等中国美学话语影响力。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呈现方式
推动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创新发展，必须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要立足于已有的知识系统，以现代学术形态加强与世界美学界的文化交流，实现与世界美学的对话、沟通，推动中国古代艺术意象话语传播。同时，作为世界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艺术意象观念，始终是当代艺术意象思想的源头活水。诗论中的“赋”“比”“兴”，绘画中的“神似”“留白”“成竹于胸”，书法中的“神采”“气韵”“风神”，音乐中的“乐象”“和声无象”等均是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之精华。然而，分析中国古代艺术意象之思想，其范畴的界定固然有理性认识的一面，但也存在感悟式评价过多、材料过于零散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吸收借鉴国外的优秀美学理论成果，推进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研究的理性化与逻辑化，加速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与世界美学体系的融合。对于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而言，它首先涉及一个本体的问题，即概念与范畴的问题，理清了它是什么，才有继续讲下去的必要。其次，从创作到呈现，再到欣赏与情感的升华，这是一个复杂的审美过程，需要从创作之维，探寻艺术意象的审美生成；从形态之维，梳理艺术意象的呈现方式；从品鉴之维，把握艺术意象的品评标准；从境界之维，提升艺术意象的精神追求。进而打造一个可与西方美学体系对话、交流、互动的，包含本体论、创作论、形态论、品鉴论、境界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艺术意象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呈现方式：它整合资源，返本开新，将原本散见的、碎片化的“艺术意象”资源以一种逻辑结构进行重组，以结构化的方式对潜在的学术观念与学术脉络进行整合；它兼收并蓄、借鉴西方，借助中国美学话语与西方美学话语的参证、融通，架起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沟通、交流的桥梁；它与时俱进，把握前沿，以“理论体系”的建构，迸发出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新的时代活力。
总之，中国古代艺术意象理论体系突显民族本位、注重中西互鉴、聚焦时代精神，既能实现与西方美学理论、话语的高质量、高水平对话，又能自觉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扩充和完善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语汇，在促进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映射出它的现代表征。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06日 15版）
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的研究方法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11-06 08:12
【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中，审美意象思想是基础，也是灵魂。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是审美意象思想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历程。审美意象是审美活动的成果，又是纷繁复杂的审美形态的具体呈现。作为审美活动的产物，审美意象体现着主体的创造精神。从先秦到清代，审美意象思想一直绵延不绝，逐渐系统化，从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尚象思维的传统，包含着主体对审美活动中的心与物关系的认知。从上古时代原初的“制器尚象”的取象方式到“感物动情”的心象生成，都表明审美意象思想是中国美学的研究中心，中国美学是一种意象本体美学。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审美意象思想的研究方法，以便使审美意象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
第一，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研究，需要立足文献本身，包括历代早期经典阐释中审美意象思想的内容，重视运用中国古代的训诂和经学阐释等方法，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它们加以阐释。诸如对《周易》“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的阐释，以及对言、象、意关系的递相阐述等都是审美意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涉及意象范畴本身，还包括相互联系的意象家族的相关范畴，如气象、兴象、象外之象和意境等范畴。我们需要在对原始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从中凝练出审美意象思想的独特性，突出审美意象思想在中国美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意义。进而辩证地处理古代意象范畴文献的原始含义与美学学科要求之间的关系，体现“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统一，并在审美意象思想的具体阐释和拓展上适应当代美学学科的建设需要，适应当代审美实践包括艺术批评实践的需要。
第二，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需要追源溯流，厘清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的发展脉络，弄清楚它们在历代的继承与发展。从先秦时期审美意象思想的萌芽，到魏晋时期意象范畴的提出，再到唐宋时期意象内涵的丰富，以及明清时期意象范畴的广泛运用，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有一个发展成熟的历史过程。象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具有形上特征的范畴，彰显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意象范畴，则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在历代的发展中，是随着思想的深化和各门类艺术实践的丰富，而与时俱进、不断深入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象思想，必须把它们放到历史、哲学和艺术的语境中进行还原，由此准确把握它们的精准含义及生成的历史背景，真正理解审美意象思想在历代艺术批评史中的运用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第三，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研究，需要在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批判借鉴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古代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需要通过现代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成为当下美学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需要我们批判借鉴西方美学的理论形态加以整合。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独特内涵，把它们推向世界，切实保障它作为人类宝贵遗产在世界美学中发挥作用，并得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学科建设，应推动审美意象思想走向世界，与西方美学对话、交流、互补，重视对西方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借鉴，包括理论形态、论证方式等，从美学学科的角度对审美意象思想进行整理和阐发，并且重视中西美学相关内容的比较研究。在艺术的历史长河中，古今中外的各类艺术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审美实践的心得虽然中西方有同有异，但是作为审美规律总结的思想，却有着相同和相通之处，这也是我们过去百年来借鉴西方古今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基础。但是，我们也需要避免以西释中、求同弃异的比附研究，真正彰显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中的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含蕴无穷、超越时空等方面的独特价值。
第四，我们对审美意象思想的研究，不仅需要进行形上的理论概括，还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审美意象，揭示出其中的审美心理活动的规律。因此，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主体在意象创构活动中的心理特征进行量化研究，自下而上地研究意象的身心特征，从实证的角度论证意象创构这一审美现象，为审美意象创构的心理特征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可以作为传统方法的有效补充。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的丰富内容，需要借助现代神经科学加以验证，进行科学的说明、修正和深化。在意象问题的研究上，神经美学研究把中国古代意象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以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为线索，建立实验模型，科学地把握意象创构过程中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活动方式与特点，尤其是意象创构过程中主体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从神经生物学等角度研究审美意象思想的共同生理和心理基础，为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研究数据，与自上而下的学理论证互补，实现文理学科研究的交叉融合。
第五，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研究，需要进一步推进审美意象思想在当代的创新发展，突显它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象思想不只具有历史价值，不只是一块作为历史遗产的化石，更是当代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依托于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思想的潜在系统，虽然不像西方学术那样更富于逻辑，但它具有独特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因此，我们阐发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象思想，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从学理上阐明意象在美学意义上的含义，更要揭示出它在当代美学学科中的价值，尤其要揭示出它在当代美学理论建构和审美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
第六，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的研究，需要面向当下的审美实践，需要艺术实践的印证。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象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既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理论基础，也离不开文学艺术中创作、欣赏与批评实践的土壤。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的诗词、书画等赏析、评论中广泛运用的，是在赏析评论中得以检验、丰富和深化的。许多意象方面的思想都是学者们根据自己切身的创作体验概括、总结出来的，有着实践的基础。中国古代审美意象思想在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中不断被印证和拓展，增强了它的现实适应能力。其中既有中国古人审视审美现象的共识，也有中国古人个人的独特视角和独特领悟。因此，作为具体审美现象和审美规律的总结，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象思想对古今中外的审美实践也有着适用和可借鉴之处，在今后的美学理论建构和艺术批评实践中同样具有价值。这就需要我们面向当代的审美实际、艺术实践和美学理论建构，对审美意象思想进行当代阐释，使它符合当代美学学科建设的需要，符合艺术评论的需要，并启迪当代的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0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