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2023年08月14日06:02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人民日报 》（ 2023年08月14日 09 版）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对于全面认识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对于今天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期学术版围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进行阐述。
——编 者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学苑论衡）
王 杰
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在中华文明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和平性是中华文明思想理念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然要求。
诸多元素塑造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诸多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精神支撑。《周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以宽厚之德对待天下民众和事物。《大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论语》中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激发人们弘扬光明正大的德性，自觉把“道”弘扬光大。这种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经过中华儿女的践行传承与历史长河的淘洗积淀，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推己及人”的人己关系准则，以道德秩序构造出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理想支撑。《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推崇天下为公的治世之道，倡导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引导人们超越个体、休戚与共，各有所养、各尽所能，胸怀天下、谋求大同。中国古人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认为“天下”并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个别民族的天下，而是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天下，表达出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守望相助的愿望和理想。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实践支撑。“讲信修睦”源自《礼记·礼运》，讲的是要相互讲信守义、建立和睦关系；“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讲的是要亲近仁道、友善邻国，这是治理国家的方略。中华文明是推崇信义、和睦、仁道、友善的伟大文明。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之间讲信守义、和睦相处、仁爱相助、友善邻里，是中华民族基于明德追求与大同理想而形成的处世之道、交往之道。丝绸之路就是这种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结出的硕果。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中国与亚欧大陆上的先人们不畏艰险，探索开辟出多条连接亚欧非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南北朝时期沈约在《宋书》中讲“舟舶继路、商使交属”，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贾、使者来往频繁的热闹场面与繁荣景象。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世代相承、薪火相传。今天，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加强互联互通、共谋繁荣发展，赋予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交往之道新的时代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其他重要元素，也为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等，都对中华文明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的拘囿，形成开放包容、平和中正的文明特质作出了贡献。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一种“和”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精神理想平和而坚毅，胸襟宽广而开阔，有着深切关注人类命运的天下情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倡导慎战不战。历史上，中国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却从未殖民和侵略他国。《左传》中讲“止戈为武”，意思是说止息兵戈才是武功，能止战才是真正的武功。“武”的真谛是消除战争、安定百姓。《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主张慎战不战。同为早期兵法著作的《司马法》第一篇是《仁本》，核心思想是战争要贯彻以仁为本原则，“国虽大，好战必亡”就出自于此。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信奉丛林法则，以强欺弱、穷兵黩武，必将走向灭亡。几千年来，和平性已经深深烙在中华文明的特质里，刻进中华儿女的基因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倡导相互协调。从和平、和睦到和谐、和合，中国人对“和”的探究，不止体现在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上，还深入到自然法则、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理解“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要追求通过协调发展而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和完美秩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在于做到“天人合一”；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关键在于做到彼此尊重；实现人自身的和谐，就要做到身心两方面的协调，通过实践和自省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
倡导共生并进。中国人所讲的“和”并不是完全相同、毫无变化的，并不追求单一、静止、无差别的和谐，而是在尊重事物多样性和差别性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调、相互作用，达致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孟子·滕文公上》讲：“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告诫人们不能简单粗暴对待事物的差异，不能强制消除差别。《论语·子路》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内在的和谐与友善，而不是表面上的相同与一致，这正是人类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共生共存的基本法则。可见，“和”的精神是一种对他者的承认、对差别的尊重、对异己的包容，以达到求同存异、和谐共生。
倡导交通成和。《周易》中讲：“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意思是说天地阴阳交合，方有万物的生养畅通；社会上下交流沟通，方可志同道合。《庄子·田子方》中讲：“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中国古人认为，开放交流才能发展进步、充满活力，才能达致“和”的状态。《礼记·学记》中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周易》中讲“君子以朋友讲习”，意在提倡朋友之间互相讲习交流、互相学习借鉴、互相受益进步。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对待其他文明，始终秉持和平包容的态度，而不是排斥、对抗、征服，并通过积极的对话交流汲取不同文明所长，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这种“和”的智慧让中华文明能够绵延发展、不断壮大。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历史根基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历史根基、提供了充沛文化滋养。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热爱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谐的理念。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回顾世界历史，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掠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中国不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老路，不照搬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不靠殖民掠夺，不转嫁矛盾，通过独立自主、艰苦奋斗，通过与其他国家互学互鉴、合作共赢，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掀开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崭新一页，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天下大同、共生并进、交通成和的理念，今日中国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将这些理念发扬光大。中国毫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有力提升了中国对外开放能力、共建国家发展水平与国际合作新范式的韧性和活力，为全球发展注入了更多强劲动能。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能够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思考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坚持团结合作，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求和平、谋发展，凝结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智慧。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给予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底气和丰富智慧。我们要继续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丰富内涵，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更多中国方案，使之在人类应对风险挑战、开辟光明未来的道路上彰显更大的价值、更强的力量。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和平性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处（学术随笔）
韩建业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深知和平之宝贵。和谐稳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方式，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处世之道，和合仁善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文化基因。在长期发展中，中华文明形成了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平正义的战争观，和平性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处。
中国古人认为，天地化育万物、诞生人类，天地人互相联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普遍联系和整体思维，将自然之道和人间伦理有机联系起来。宇宙万物、人类社会既千差万别又是一个统一整体，和合相生、生生不息。这一宇宙观蕴含着顺应自然、敬畏自然、敬畏秩序的文化基因。和谐、稳定、秩序是中华先民史前时期就形成的生活方式，并一直延续下来。比如，考古发现表明，八千年前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村落里房屋成排分布，六千多年前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姜寨等村落里房门朝向中央广场，都显示出社会内部崇尚集体利益，社会秩序井然。八千年前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等的墓葬排列整齐，已有“族葬”习俗，将现实社会秩序延伸到身后世界。无论是聚落、墓葬的排列有序，还是都邑的中轴对称，礼器的成组成套等，都体现出中国人对秩序和稳定的不懈追求。
中国古代主张天下万邦和谐相处、和合共生，不滥杀无辜、不绝人祭祀，形成了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比如，西周建立后不但封商人后裔于宋，而且神农、黄帝、尧、舜、禹之后也都各有封地，这与侵略扩张的帝国观有着重要区别。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中国在西传彩陶、黍、粟等的同时，也接纳了西来的绵羊、黄牛、小麦、冶金术等。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铸铁技术等生活用品和民用技术从中国传到西方各地，传播方式是和平交往和商业贸易而非侵略战争。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中华文明的发展，正是不同文明通过相互对话、相互交融获得共同进步的例证。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不同文明各有特色、各有优长。彼此尊重、相互依存，包容互鉴、共同发展，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进步。
和平也是中国伦理和思想的重要准则。中国人对和平的追求还体现在社会观和道德观上。“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国地理环境广阔多样，族群文化多姿多彩，但在距今六千年左右就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这是和而不同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五音相和才有旋律，五味调和才成美味。和而不同是人类社会和谐稳定的秘诀。上善若水，仁者爱人。从善爱自身、家人推及仁爱他人、社会，这是中华民族美德的核心内容。和平与“仁”的价值相结合，通过对他人的关心关爱践行和平性的理念。在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在多数时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没有对外扩张和殖民，这是中华民族和善友爱的证明。
当然，战争有时是难以避免的，和平性并不意味着懦弱。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秉承和平正义的战争观。中国人深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文武之道，先文后武，先礼后兵，不挑起战争，也不畏惧战争，战争必出于正义、为了和平。
中华文明何以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厚的农业基础是孕育和平性的重要土壤。可以说，和平是中华文明从源头开始的内在追求。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河流地区，具备农业发展的良好条件。农业生产需要较长周期，种子的选育、土地肥力的维持、生产工具与设施的制备、水利设施的建造维护、生产经验的传承等，都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农耕区，加上“南稻北粟”农业结构体系的互相补充，以及小麦等农作物的传入，粮食来源相对稳定，为稳定定居、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华先民眷恋故土，大多数情况下的迁徙不过是农人对新耕地的开垦，在漫长岁月中形成了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
和平使文明成果得以长期保存，和谐使文明得以稳步向前，和平性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发展提供了保障。今天，我们依然走在和平发展的宽广道路上，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和平发展成功的各项原因背后都有中华文明智慧的光芒，都是我们文明基因与现代精神的结合。我们要始终坚守并不断激活和平的文明基因，同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合作，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在平等、互鉴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历久弥新 绵延不断
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繁荣发展
邢丽菊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几千年连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传统，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具有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传统基因。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和”的文明，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事物都有可取之处，要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虚心态度来丰富自己。中国古人强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君子以厚德载物”，反映了对他者尊重包容的态度。中国古代政治追求“天下大同”，履行“行天下之大道”的政治法则，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体现了对世界秩序和人类福祉的关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要求既肯定和接受事物的多样性，又包容和接纳事物的差异性，并将不同事物融合到一个和合体中，以期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境界。漫长历史沉淀的文化基因，为中华文明实现交流互鉴奠定了深厚基础。
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张骞通西域开辟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向西打开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大门。玄奘赴天竺取经，推动了印度佛教经典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鉴真东渡日本，将唐朝的先进文化传至东瀛。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中西贸易流通和文化交流。古丝绸之路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范例，不仅中国的儒道思想日益西渐，起源于异域的佛教等宗教文化也传入中国。中华文明在凸显民族特性的同时，以开放心态吸收借鉴域外文明，在相互碰撞和交汇中实现了自我成长与创新。文化和宗教的交流不仅为沿线贸易的和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促进了中外民众人文层面的相互理解和精神层面的深入沟通。可以说，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绵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文明交流互鉴深刻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赓续并更新古老中华文明，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既有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视野，也有中华文明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其本身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这一文明观超越西方强权独霸、零和博弈、唯我独尊的观念，展现了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图景。
文明交流互鉴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沉渣泛起，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阻碍国际社会交流合作。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诉求，引领文明包容共存的前进方向。文明交流互鉴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增进了解、建立互信、构筑友谊、加强合作的应有之义。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其文化血脉，每个国家都有其文明渊源。要理解不同文明的差异，欣赏文明的多彩之美，就要既坚持自身文明传统，又对其他文明持开放包容态度。只有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才能消除因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避免落入文明冲突的陷阱。全球文明倡议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以宽广胸襟实现不同文明对话，以团结化解分裂、以合作回应对抗、以包容代替排他，必将为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人民日报整版阐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2023年08月07日06:00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人民日报 》（ 2023年08月07日 09 版）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概括了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特性，其中之一就是“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以开放胸怀与其他文明交流交融，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这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对中华文明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期学术版围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进行阐述。
——编 者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学苑论衡）
王学典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为什么会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其原因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来找寻答案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中华文明孕育发展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有助于形成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主体文化。中华民族长期高度发达的文化，有助于形成强大文化定力和文化自信。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让包容性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文明交融的悠久历史
考察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特别是早期进程可以发现，地理环境往往是影响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其发展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在起源和早期演化阶段，就孕育产生兼收并蓄、向内凝聚的文明基因，为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奠定基础。这与我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我国周边为海洋、高山、草原、荒漠等，东中部地区有幅员广阔、资源丰富的平原与盆地。这样的地理环境自成一体。在我国内部，地貌复杂、生态多样，许多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利于人口聚集，形成了整体互补、相对自足的地理格局。
距今一万年前，中国辽阔大地上就开始出现星星点点、独立发展的早期文化。在新石器时代，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颇具规模。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下游的中原龙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华南各地方文化，等等。随着生产进一步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一些区域文化出现某些国家的初始形态，呈现“万邦林立”的局面。分散的早期文明各自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相互之间逐渐有了复杂的互动交流。这种交流让人们意识到，和平相处、互相学习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区文明聚落相互包容协商、文化交流融合，就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理性选择。
后来，由于中原华夏文明所处地理位置和资源相对优越，不断吸纳、融合周边族群与文化，形成了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对其他文化具有较强吸引力，呈现出周边向中心汇聚、内部自足更新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被学界形象地称为“重瓣花朵式”结构，而中原文化就是整朵花的“花心”。《尚书·尧典》记载了帝尧时代“协和万邦”的情境。这种“协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化影响的扩大而非武力征服实现的。可以看出，文明的交流融合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并在这种发展进程中更加凸显和平性、包容性。
文化发展的自信开放
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包容性，与文化长期高水平发展、领先于世有很大关系。这种文化发展状况塑造出高度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心态。《左传·哀公七年》对大禹时代“涂山之会”的记载中说“执玉帛者万国”，意思是许多文明对中原文明表现出景仰。从中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不同文明相互交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到了殷周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出较为完备的文字体系和成熟的礼乐文化。系统而完整的西周礼乐制度，从礼器到乐器等，形成了严格的使用规制，对后世影响深远，周礼文化也与其他地方文化不断融合。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不同流派提出各种思想，相互争论又相互学习，使得那个时代学术思想大放异彩。后世许多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那个时代萌发，中国成为古代轴心文明发祥地之一。秦汉以后，中国逐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大一统国家，发展出在古代社会较为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相对完备的治理体系。高度发达的文化、统一稳定的国家、治理有效的制度、勤劳坚毅的民众，加上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历代“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让中华文明在人口数量、经济实力、政治发展和思想文化上长期领先于世界，不仅对周边少数民族保持着巨大吸引力，对亚洲和世界文明进步也作出巨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
中华文明长期高度发达、绵延不断，让中华民族从未向外部敌人屈服，也发展出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并不是盲目的文化优越和文化自大，而主要表现为对如何看待天下、如何与天下共处的一种自信博大胸怀。在古人眼里，天下为公、大同社会是理想，天下是一家人，文化上认同就可以和平相处。这样的心态彰显着宽广视野、博大境界。“行天下之大道”“抱一为天下式”“一同天下之义”等主张，为文化兼收并蓄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在文化上相互学习借鉴，逐步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共同塑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长期高度发达并具有文化自信，不仅能消解外来文化的冲击、入侵，更发展出强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通过吸纳多地区、多民族的不同文化，融会贯通、浑然一体，促使民族文化不断新陈代谢、创新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中国佛教，西方的天文、数学传入中国，等等，这些例子说明历史上不断有各种文化元素融入中华文明，彰显着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内在特质，也成为中华文明永葆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天下大同的传承弘扬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还与古代中国形成的四海一家的天下大同理念有着深刻关联。在古代社会，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多民族的超大型国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历朝历代都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其中，文化上的包容接纳也是一种有效手段。
中国人很早就有天下大同理念，提出“以德服人”“有容乃大”的理念，“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价值取向。狭隘的种族、地域等观念，从来都不是中华文明的主流。“太平”之世是一种政治理想，是一个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大一统社会。文化是维系这种太平的重要纽带，提倡统治者致力于使“声教讫于四海”，“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用道德教化、文化影响而非武力征服来维护天下稳定。对于思想和文化的差异，应以博大胸怀“通万方之略”，抱持“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处理文明之间的关系。
同时，中国人主张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学习。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这意味着“他”不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如果单一就是“同”，而“同则不继”，是难以发展的。多元要素之间通过互动、互补达到平衡、和谐状态。这种观念深刻影响后世。比如儒释道三大文化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而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大同等理念在中国世代相传。”正因为拥有这种大度开放包容的精神，中华文明能够不断接纳、融合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不断消化吸收外来文明精华，在多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汇中不断发展壮大。
在今天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世界中，中华文化这种“和而不同”的融合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带着对“和而不同”的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促进世界各国相互理解与信任，夯实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体现。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繁荣。不同文明只有加强对话、互学互鉴，人类文明才能熠熠生辉。我们要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学术随笔）
蒙 曼
江流九派，百川归海。千百年来，各民族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文明发展增添无尽的生命力。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历史取向表现为一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为历史主体所主动选择的正确方向。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不断进行的历史事实，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认可的一种价值取向。
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古文化有如满天星斗，交相辉映。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晋南豫西形成更具包容力和影响力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就是夏朝的都城所在地。夏之后，出身东夷的殷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恢宏博大的殷商文化。源自西北而又与羌、戎部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周人继之而起，发展了影响深远的礼乐文明。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也极为辉煌的时代。三代的历史，也正是各部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奠定了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早早地确立起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
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大一统政权，不仅有效巩固了春秋战国五方之民互融互鉴的历史成果，也为中华各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和更为有力的制度保障。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和社会动荡是历史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既广且深的民族融合。经过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等一批古代民族融入中原，他们的民族文化也汇入了中华文化的洪流。正是在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汇的基础上，一个国土广袤、典章焕然、精神振拔的大唐盛世屹立于世。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不断有新的民族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有新的生产技术得到发明和运用，不断有新的文化融入中华文明血脉，中华民族也因此日益发展壮大。
在中华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东奔西走、南来北往，走出了中国历史上几条著名的走廊，如河西走廊、辽西走廊等。这些走廊既是民族迁徙交流的通道，也是经济文化交往交融的通道。它们犹如一条条粗壮的血管，把中国的山山水水连在了一起，也让中华各民族的心跳在了一起、血流在了一起。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共融共通的价值取向。中华文化不提倡固步自封，而是讲究兼收并蓄，坚持有容乃大。先秦儒家经典《论语》开篇有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热爱学习、善于交往、乐于共享的文明底色。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传为佳话，同样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被视为雄才大略的“圣人之道”。唐代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和亲，给青藏高原带去了谷物种植技术、汉文典籍以及佛教造像。唐代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中感慨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与此同时，藏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原，白居易诗云：“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长安仕女的时髦妆容就源自对吐蕃妇女的效仿。元代女纺织家黄道婆流落海南，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进而在长三角地区推广传播，这是交流促成创新的生动例证。正是在这种长期而频繁的交往交流中，各民族血脉交融，逐步形成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我国长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文明不断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和突出优势。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后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各民族才能紧密团结、相互支援，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我们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团结融合，着眼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汇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大精深 历久弥新
中华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专题深思）
冯颜利
兼收并蓄是一种智慧。韩愈在《进学解》中讲：“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这是说高明的医师会把不同类型的东西都收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有兼而有之、兼容并包之意。兼收并蓄也是一种胸怀。体现在文化上就是保持开放心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化的这种开放胸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彰显，为文明发展拓展了广阔前景。
中华文化自古就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对世界不同文明兼收并蓄，为文明发展不断注入活水，是成就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外文化交往、文明交流的故事不胜枚举。2100多年前，汉代使者张骞自长安出发，出使西域，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此后一条横贯东西、联结欧亚的古丝绸之路逐渐开辟出来。这条路成为经贸往来之路，也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之路。唐代僧人玄奘西行求法，往返17年，带回佛教经典600多部，并积极进行翻译传播。佛教在中国长期演化，儒释道三教合流，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深刻影响。明代徐光启与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利玛窦共同翻译《几何原本》，被认为是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象征之一。明清时期，一批精通儒释道的伊斯兰学者，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结合，对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古代中国有超大规模的人口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频繁，最突出的就是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些经贸往来，不仅促进了经济繁荣，也带来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科技、文化、艺术的交流交融。同时，中华“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主张不同国家和平相待、和睦相处。中国人以天下看待世界，认为天下理应一家。古代不少统治者也都看到，国家之间合作交往远比征伐战争更有利于稳定和发展。此外，中国古代经世致用的思想，倡导“知行合一、躬行为务”，反对空谈，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对社会发展有利、对民生改善有效的方法和手段都可以学习，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样就形成一种致用为上、积极进取的心态。当人们接触到国外优秀文化、制度、艺术时，就更加愿意去学习借鉴。
到了近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古老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开阔胸怀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观念、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等，这些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高度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深刻把握这种契合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用真理力量激活古老文明，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文化始终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与其他文化交流交融，不仅造就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而且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华文化宝藏。
人类社会走向冲突还是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对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胸怀、博采众长的态度对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我们要通过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消除隔阂与误解、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努力架起人与人之间情感沟通的桥梁，拉紧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共同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继续保持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我们一定能不断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 人民日报 》（ 2023年08月07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