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任理轩

2023年08月09日06:20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过去探索和创造的丰厚积累，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未来生存和发展的深层指引。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精辟论证了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的道理所在，作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重大论断，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激荡中华文明的长河澎湃向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激荡着中华文明这条川流不息的长河澎湃向前。站在这样的历史方位，身后是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前方是重焕荣光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为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也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但是，“本应绍汉唐之遗烈”的文明古国，近代以后却未能“作并世之先进”，反而被世界现代化浪潮甩在了后面。错失工业革命机遇的近代中国大幅落后于时代，甚至遭遇了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百余年来，我们党为了解决古老文明难以赓续的危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成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文明积蓄新的发展动能，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深厚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深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中。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我们看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民本思想、“实事求是”等实践理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我们看到“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政在养民”等为政取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社会愿景；在“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我们看到“富润屋，德润身”等价值理念、“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教化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我们看到“道法自然”等哲学智慧、“天人合一”等生态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我们看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天下观、“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等和平理念。在古今交融中，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赓续了古老文明，让我们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现代化难题时，既能运用人类今天的智慧和力量，也能运用中华民族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面向未来，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大地上推进的每一步，都将是中华文明走向永续发展的新一步。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另一幅图景，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创造了扎根中华文化沃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必经大道，却从不是一片坦途。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主要是秉承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和历史条件，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结果水土不服，绝大多数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事实证明，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近代以后，从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不是抛开中华文明的另起炉灶，而是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在中华文明从蒙尘到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逐步开创、推进和拓展的，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实现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1964年，我们党提出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提出“三步走”战略，明确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新世纪，我们党提出到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3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描绘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步推进和拓展，都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党的创新理论科学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和《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展厅内，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现代中国奋斗发展的辉煌成就交相辉映，绘就一幅波澜壮阔的文明长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结合”让我们能够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比如，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这些古代文明中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成为我们今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文化源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才能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才能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以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正是坚持“结合”，我们党带领人民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让中华文明展现出新的蓬勃生机和时代风采。

“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文化形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形态。我们坚守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的文化形态。我们坚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并在与其他文明相互借鉴中不断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正是坚持“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主动地推进“两个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开辟了广阔空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在坚持守正创新中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向前。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融通各种资源，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着眼于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只要我们坚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就一定能够谱写中华文明的当代华章。

在坚持文明包容互鉴中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尊重各国的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增强中华文明生机活力。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只有坚持包容互鉴，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才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 人民日报 》（ 2023年08月09日 09 版）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08-09 03:25

作者：管 宁（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不仅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底蕴，而且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厚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一

中华民族在农耕时代就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灿烂文化和辉煌成就，成为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展示了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坚韧品格与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这一活力源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纵观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发展史，我们深深感受到历尽沧桑而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历史韧性与砥砺之力；披览灿若星汉、哲思深邃的中华古代典籍，我们深深感受到丰富浩瀚而又精深微妙的先哲遗存所具有的思想厚度与思致之美；品赏匠心独运、精美绝伦的中华传统工艺，我们深深感受到素朴稚拙而又精巧雅致的器物营造所具有的设计巧思与创新匠意；寻味情感浓郁、生趣盎然的中华儿女日常习俗与生活美学，我们深深感受到人伦深厚而又礼序井然的传统社会所具有的生活智慧与沛然生机。拥有如此深厚博大的优秀文化传统与古代文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依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有了深厚的底蕴支撑。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得益于优秀文化基因，更得益于充满创新活力的文明智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是模仿重复、故步自封的延续，而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延传。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在创新中更迭发展——从半坡遗址的陶器，到秦汉的陶俑和唐朝的唐三彩；从商周发端的瓷器烧制，到汉唐瓷器的渐趋成熟，再到宋之汝窑元之青花的精美雅致；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古朴神器玉琮，到汉代精巧的金缕玉衣，再到唐宋之际工美艺精的生活玉器、明清时代精美绝伦的玉雕艺术，历朝历代的造物文化，无不是在演进中完善、传承中提升，不断展示着东方文明与华夏风采。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在创新中绽放异彩——从夏商周的礼乐文化，到汉唐的舞蹈音乐；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再到元曲明清小说；从书法篆、隶、楷、行、草的历史演变，到绘画工笔写实、墨戏写意的传承与变革，历朝历代的文学艺术，也无不是在创新中传承、传承中发展，持续装点着华夏文明的艺术殿堂。迄至近现代，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这种连续性也从未中断，而是在变革与创新中，既保持文化与审美的民族特性，又发展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现代文化，逐步形成了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面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们要深入探究传统文化精髓与发展规律，加强对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使中华文明之脉生生不息。

二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璀璨之花，其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还来自其统一性与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艰难曲折并在探索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这既得益于“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传统文化智慧，也得益于融为一体的各民族文化，还得益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共同信念。这种统一性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开放、包容的融合为一，是在统一性基础上秉持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是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统一性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稳定基础，包容性为统一性注入充沛活力。在现代文明的制度形态建构中，我们既传承弘扬、创新发展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智慧，又积极借鉴、兼收并蓄世界各国现代化先进经验。“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在现代化进程的制度性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曲折和艰难探索，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中国共产党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情怀，呼应人民对共同富裕的期盼，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尊重自然规律、顺应绿色发展潮流的道路，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整体性思维观照生态文明建设，把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融入生态思想，体现以人为本的崭新内涵与开阔视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不仅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创造出现代化建设新图景，而且以胸怀天下的博大胸襟，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汇聚起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保持着恢宏格局与开放胸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借鉴和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不断彰显着新的活力，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深厚底蕴。面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们要立足文化高质量发展，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和价值观念，确立创造时代文化精品和传世之作的高远志向，高质量推动文化传承创新水平，高标准提供文化服务与产品供给，使中华文明之花更加璀璨繁盛。

三

人类文明史表明，和平是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而不间断，还在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古往今来，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不搞恃强凌弱、称王称霸；秉承崇尚和平的文化传统，形成倡导睦邻友好、合作共赢与和合共生的价值观念。今天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和平、和睦、和谐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既希望自身幸福安康，也祈愿各国人民生活美好。“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战争阴霾会导致文明之光暗淡，思想僵化会导致文明之光褪色。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也是中华文明之光永续照耀的历史真谛。“两个结合”为我们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新文化提供了根本保障。“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创，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文化智慧的当代运用。现代从传统走来、从历史中孕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些突出特性，内在地影响着文明的物质表征、制度形态和精神追求。深入探究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搞清楚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文化智慧与思维方式，有利于在更深层面理解传统文化精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在中华文化沃土中培植新时代的文明之花，就是要根植于优秀文化传统进行现代性构建，从文明的内在结构中进行文化重塑。面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09日 06版）

深刻领悟“两个决不能抛弃”的重要意义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08-09 03:25

作者：董振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教研部副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两个决不能抛弃”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的基础和前提。

1.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始终坚守魂脉和根脉

真理是活的、具体的、历史的，从来不存在僵化的、教条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一些具体结论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过程。

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就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立足实践的真理精髓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观点，这本身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僵化的、凝固不变的理论，而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永葆真理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发展、时代变迁、条件变化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就要坚守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精神和穷变通久的智慧。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内在的革故鼎新、穷变通久的精神气质，这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从商汤盘铭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再到《周易·杂卦》的“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一直到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无论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充分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封闭、不僵化的创新精神和与时偕行、应时而变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就必须推动文化创新，增强文化自觉，永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就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为人类求解放的价值追求、诉诸现实运动的实践观点、立足于历史维度的唯物辩证法等，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解决新问题中永葆马克思主义生机活力。

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其世界观方法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做到坚持与发展相统一。发展的前提是坚持，真正的坚持寓于发展之中。如果把坚持同发展割裂开来，或片面强调一个方面，就会失之偏颇。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内在蕴含着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结论，而是坚守其基本原理和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针对新的问题给出新思路、新答案。

3.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必须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哲学观、政治观、人生观、天下观等，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本和突出优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深深扎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之中。

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要在不忘本来中开辟未来，在继承中更好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如同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并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让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历史文化沃土，更加根深叶茂。

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在百余年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也是伟大历史的创造者和中华文明的续写者，在尊重历史基础上不断续写新篇章，在守正创新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生机，让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4.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

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注入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必须牢牢把握“六个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把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不断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让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09日 06版）

【延伸阅读】

天地之中：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与布局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08-09 03:10

作者：李令福（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研究员）

都城集政治统治、文化礼仪、军事指挥与经济管理等功能为一体，其地位可谓“国之大者”。中国的古都数量很多，具有国家级地理意义的都城主要有五个，即西周至唐代的洛阳与长安（今陕西西安）东西二京，元明清时代的南京与北京南北二京，中间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处于转折时期。东西二京时代，长安为最佳选择；南北二京时代，北京为最佳选择。这就是中国古都选址变迁的基本规律。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具有“法天象地”的“择中”理念，具体表现在选址追求的“天下之中”与城市布局的“中轴对称”。

西安与北京：中国古代都城的最佳选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前中国进入“古国时代”，良渚文化的聚落中心“古城”已经具有首都的性质。可惜此时期的“古国”统辖范围不大，所以都城规制不大，分布呈现“满天星斗”。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夏商“王国时代”，都城迁移频繁，只有商代后期都城在安阳殷墟得到考古与文献的双重证明。

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以洛邑（今河南洛阳）为陪都。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秦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秦王朝，其都城咸阳是古都西安城市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西汉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汉定都洛阳。魏晋与北朝政权多以长安、洛阳、邺城（今河北临漳）为首都，南朝多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都。公元582年，隋文帝创建新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唐朝更名为长安城，隋唐时洛阳也曾为都。

五代至北宋时代，除后唐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与北宋均定都开封。辽、金时代开始在北京建都，南宋定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元朝建都北京，名为大都。明朝初期以金陵（今江苏南京）为京师，后把首都迁到北京，以南京为留都。清朝定都北京，并传承了明朝的南北二京制。

从中国都城选址的具体历程来看，中国古代前期从周经秦汉隋唐到北宋时代，都城变迁的规律有三点：其一，以东西二京制为主，沿黄河、渭河的东西向线为中华政治主轴。其二，周秦汉隋唐时代的东西二京为洛阳与长安，北宋的东西二京向东发生了位移，变成了汴京与洛阳。当然也可以把两宋都城由开封转移到杭州的历史变迁，看作是东西两京时代向南北两京时代的转折期。其三，周秦汉隋唐东西二京时，以长安为都的王朝相对更强盛。长安是中国历史前半期最繁荣昌盛的王朝西周、秦、西汉与隋、唐的都城，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

中国古代后期元明清时代，都城变迁的规律也为三点：其一，以南京与北京的南北二京制为主，沿大运河的南北向轴线为中华政治主轴；其二，北京为都的时代不仅时间相对较长，而且王朝相对强盛；其三，元朝与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除以北京为首都外，还在自己的发祥地建有陪都。

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这五个城市曾经作为中国历史上主干王朝的都城，为中国历史作出过特殊贡献，具有国家级的地理意义。中国传统时代都城的最佳选择有两个，前半期是长安，后半期为北京。这一趋势也被认为是中国古都发展的“西安时代与北京时代”。古都北京、西安是多个统一王朝的都城，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名扬世界的国际大都会。

中轴对称：中国古都城市布局的基本追求

首都城市建设的布局规模等有相关规制。对古代都城建设影响最大的为《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一是方形城市形态，四边城墙各设三门；二是都城要素对称布设，比如左祖右社；三是“面朝后市”可以理解为朝廷在南、市场在北，存在一个南北向的中轴线。

秦都咸阳初建于渭河以北，秦昭王时扩展到渭南，秦始皇在渭南上林苑兴修阿房宫。《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说秦都咸阳布局是法天的：“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三辅黄图》也说：“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在秦都咸阳的规划中，咸阳宫象征着天上的“紫宫”，即天上的紫微垣。其位处北天中央，北极居其中，众星四布以拱之，也称天极。“紫宫”为天上的昊天大帝所居，对应于地上“天子”居所当然也应如紫宫一样，位于国之中央。而天子所在宫城为禁地，故后来称其为“紫禁城”。

西汉长安城在秦都咸阳渭南宫室及上林苑的基础上修建起来，后来陆续建设了七座具有卫星城性质之陵邑，汉长安城也成为横跨渭河南北的大都市。汉长安城大体以安门大街为中轴线。据考古学者秦建明勘察测量，通过安门大街的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子午谷口，向北延伸至汉高祖长陵两座封土中点、清峪河（也称“清河”）大回转，直至天井岸村天齐祠遗址，总长74千米。这条基线与真子午线的夹角误差仅为±1度，与我国大地原点仅相差2分经度左右。

隋都大兴城平面近方形，单边城墙约九公里，规模巨大；东西南三面城墙均设三门。在城市形态与“旁三门”等方面基本符合《考工记》，同时以南北向朱雀大街为轴线，具有“中轴对称”的布局特点。大兴城由宫城、皇城与外郭城组成，宫城在都城北部正中，东有东宫，西有掖庭宫，如同双翼东西护卫。皇城位于宫城南面，是宗庙和军政机构所在地，其中太庙与太社位居东南与西南，以符“左祖右社”之制。郭城正中为朱雀大街，宽达150米，是当时世界城市中最长的中轴线，又称“天街”。朱雀门东西各有五条街道，沿街的里坊数目东西基本相等。又分别建设有一个商业区，而且位置对称，被称为东市和西市。

隋大兴城的建设与布局还充分利用了原隰相间的自然地形，在高地上布设各类建筑时运用了《周易》“六爻”的理论，显示出特殊的功能分区。城市建设者宇文恺从天然地形中找出6条东西向的高坡，以象征乾卦的“六爻”，并按卦辞来规划城市建置。《周易》乾卦卦辞“九二”为“见龙在田”，象征着“真龙”出现在地上，因此在“九二”高地上布设宫殿，“以当帝王之居”。这就是宫城的设置。“九三”在宫城南，被《周易》认为是“君子终日乾乾”的地方，把政府机关安排在这里，象征着文武百官努力工作。“九五”高地，《周易》认为是“飞龙在天”之区，一般人居住不得。故特意把玄都观和兴善寺安排在这里，作为供奉神圣的场所。这就给现实地形赋予了人文精神，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元明清三朝首都的北京城经过元代开创、明代改建与清朝传承，基本实现了《考工记》的理想设计，为中国古典都城建筑的集大成者。这可从北京中轴线的功能上来直接体现。北京中轴线是指自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以来北京城市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的对称轴，诸多重要建筑位于此轴线之上或者对称布设在轴线两旁。传统轴线南起永定门，向北经过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神武门、景山最高点万春亭、鼓楼，直抵钟楼的中心点，串连着四重城，即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全长7.86公里。北京城基本以此轴线为中心，形成了东西对称的格局，比如左面为太庙、右面为社稷坛的“左祖右社”。北京传统中轴线对于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建筑的布设、奥林匹克公园的建设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天地之中：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的基本理念

《荀子·大略》说：“欲近四方，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是说都城选址的核心原则为“天下之中”。而我们认为，中国古代都城最佳选址追求的“天下之中”，就体现在寻找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边疆游牧文化的区域中心点。

中国最早的“天下之中”是洛阳，《史记·周本纪》记周公复营洛邑的原因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是指经济地理上的得天独厚，与后来的“陶为天下之中”基本相似。西周王国领有的“天下”主要在中原地区，与后来秦汉北逐匈奴、开辟西域所有的“天下”有所差异。北京后来被认为是“天下之中”，也就是说帝之所居为中。金海陵王迁都燕京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上京临潢府僻在一隅……不如都燕，以应天地之中”。明人陈敬宗《北京赋》认为：“圣皇之建北京也……均万国兮会同，而适居天下之中央也。”《清通志》也说：“今之京师实又居天下之中。”

中原内地汉族农耕文化与西北边疆骑马民族游牧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中华内部并立互补的主旋律，而其统一与对立的焦点地区在历史上也有变化，早期秦汉隋唐时代的主角主要是匈奴与突厥，交流的主要区域在西北；宋元明清变成了蒙古、契丹与女真，交流的主要地区在北方与白山黑水的东北，向东北有一定的转移。从“内制外拓”两方面来看，西安与北京因为面对着中国历史前半期与后半期军事斗争的焦点与重点区域，又便于控制中原，从而成为各自时期首都的相对理想选择。中国古代都城史被有的学者划分为西安时代与北京时代，道理就在于此。作为国都，维护国内统治和融通对外关系是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面对来自中国北疆的压力，作为位于边疆和内地结合部的都城，中国史前半期西安是最合适的，后半期北京则是最合适的。都城的具体规划布局理念上，主要体现在上节所述《周礼·考工记》的“中轴对称”。《吕氏春秋·慎势》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是“择中”原则的具体化：都城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 再到“择中建殿”，在都城建设中以宫庙为中心。这种具体建筑“宫殿居中”与都城选址的“天下之中”共同构成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天地之中”的基本原则。

在具体都城建设过程中，中国古代也有根据山川形胜进行特殊化处理的情况，如《管子·乘马》所说：“凡立国都……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强调城池不必方正规整，道路不必整齐笔直。这种利用自然的便利条件建设都城的理念，体现在上节所述秦咸阳、隋大兴等都城“法天象地”的建设上。

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都城选址及建设，我们获得了以下启示。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着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个地理单元的基本格局就是东南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为主体的农业地区与西北内陆草原绿洲为主的游牧地区。这个地理格局与中国古代军事、经济重心的转移，决定了西安与北京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最佳选择。选择在北部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中心区域，也就是“天下之中”建都，奠定了中国强盛王朝的发展及中华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完整，也勾勒出中华民族持续不间断发展，一脉相承，走向繁荣昌盛的历史。

中国古代都城“择中”的人文设计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的核心理念。左祖右社的设计体现中国人具有“人文追求，尊重历史，敬畏祖先”的思想。“法天象地”是中国古代三才理论的具体实践，反映了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山川形胜在城市规划布局上的具体利用，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09日 11版）

长安叙事：大一统王朝都城话语体系的生成与构建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08-09 03:10

作者：康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