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学习参考  /  正文

学习参考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和哲学升华

发布时间 : 2023-07-12 11:23:19        来源 : 党建在线     浏览次数 :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07-12 02:10

作者:王炳林(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思想解放就是观念的转换、认识的深化,就是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思想解放的高度阐释“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机理的认识有了新飞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认识有了新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性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1.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机理的认识有了新飞跃

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解放的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在于同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了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使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并将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党不断推进以理论创新为先导的实践创新和各方面创新。很显然,实现“第一个结合”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我们党逐步认识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但是,要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层面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还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具体实际中虽然也包含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文化沃土的重要性认识还有待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机理的认识有了新突破。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仅仅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群众基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自己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中国人民易于接受的表达形式。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既要从“现在进行时”的中国实际中汲取理论创新的动力,又要深扎“过去完成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从历史纵深中去学习、了解、走进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心理空间。在坚持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机理认识上的一次新飞跃,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2.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认识有了新视野

近代以来,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中华传统文化可谓几经沉浮,饱经沧桑。五四时期,为抵制尊孔复辟之逆流、建构起现代文明形态,学术界、思想界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检讨和猛烈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典籍和文物遭到破坏,传统文化再度受到沉重打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及其影响使得一些人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思潮。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对传统文化采取简单化、片面化的认识和处理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化需要赓续传统。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正是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这就要求必须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古代社会农业经济形态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直接把传统文化拿来为今天所用,而是需要对它进行现代转化。

一种文化要实现现代转型,离不开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就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科学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我们一分为二地看待传统文化,认识到其中既有跨越时空、具有稳定价值的内容,也存在陈旧过时、糟粕性的东西,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指导我们以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着眼当下社会实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把它看成僵死的、静态的遗产。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深深植根在中国人的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时代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次获得了跃动不息的生命力,转化为新时代以文化人的无穷力量,也建立起由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传统。“第二个结合”为我们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视野,为建设中华文化现代形态打开了创新空间,是新的思想解放。

3.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性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我们历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也强调要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过去对于两者之间的契合性、相容性关注不够,甚至出现过以一种思想取代或压抑另一种思想的倾向。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在于其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是相融通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观念,诚信为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追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等,这些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文明观、道德观、生态观,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具有高度契合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华大地获得更为宽广、更为深厚的文明底蕴。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了文化沃土,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契合性的认识上取得新突破,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思想解放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是历史客观规律。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例如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延安整风运动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深化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于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2日 06版)




为什么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来源:上观新闻2023-07-12 19:39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理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定位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强调“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理论意义,必须要整体审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指导价值。

一、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认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在党的历史上由来已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观点是建党百年之际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一部分,“第一个结合”已具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又进一步提出“第二个结合”?这是因为我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认知。

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的过程中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深度与广度已远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构想与描绘。“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创新性理论成果都带有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色彩。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天下大同”的中国传统理念一脉相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核心理念也是中华民族历来所崇尚的发展原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粹和根基命脉,当之无愧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破题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这一论断明确阐释出“第二个结合”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独特意义。“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就是要进一步强调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传播过程中的特殊意蕴,以文明促交流,以文化谋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更多的时代观点与理论成果。只有将传统文化运用好,才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好,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重大命题阐释好。

二、践行实事求是思想的新指南

实事求是是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重要原则。“实事”就是认识并了解现实情况,使思想、行动、决策符合客观实际;“求是”就是探求和掌握发展规律,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

在党的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的背后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引。延安整风运动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确立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标识。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发展成就,再一次证明了实事求是作为思想动力的重要作用。中国发展经验表明,照搬经典的教条主义与从实际出发这两种态度会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坚持实事求是,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就有思想保证;背离实事求是,党的工作就会发生失误和遭遇挫折。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具体显现,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

中华文明亘古不断、绵绵不绝,不能简单地用“奇迹”二字来形容,灿烂文明的背后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儿女为探寻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而不断追寻、上下求索,形成了对人类社会独特且深刻的认知。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发展之路就是一条不断探索求是之路,这样的品质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传下来,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实践探索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的深刻理解和有效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有更多的未知领域在等待中国共产党人摸索探寻。坚持“第二个结合”能够让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强有力的思想光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为清晰的思维导图。

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自觉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第二个结合”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事业,增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自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远不止停留在精神文明层面,更在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深远影响。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意蕴,要将之放在全方位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事业之中进行实践层面的考量。虽然今天我们已取得了卓越的现代化发展成就,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探索并无止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之未有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霸权主义仍影响世界的安定团结,局部冲突和战乱频发……总之,和平环境不太平,建设事业不轻松。

问题即机会,面对人类文明的共同挑战,中国共产党人交出了一份独具中国特色的答卷,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核心要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命运与共、共谋发展的天下情怀,所秉持的尊重多元、文明对话的开放属性,所主张的和平共处、反对冲突的和谐理念,所尊崇的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为解决人类文明的困境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第二个结合”通过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到解决当代问题的时代方案,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发生碰撞,为人类文明形态的塑造与重构提供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了理论滋养。

四、达到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新高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历史主动精神离不开中华上下五千年光辉历史的强力背书,其根基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实践证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才能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才能走出一条惠及中国人民的发展道路。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发扬,也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历史的生动诠释。

文化在历史实践的基础上生成,也深刻影响历史的前进方向。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民族信心的一体双面,想要进一步巩固当代中国人民的历史自信,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必须要在文化层面下功夫,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认同。“第二个结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使其在21世纪的当代社会展现出跨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增强文化自信与巩固历史自信相辅相成,为历史主动精神的发挥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养分。

(作者:柴奕 单位: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和哲学升华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07-12 02:10

作者:孙代尧(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研究”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土化和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时代化才能充满生机。”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现实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在解决时代提出的课题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时代化相辅相成,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需求和动力更加强劲。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形成了一系列体现中国主体性的原创性理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时代发生新的飞跃的实践依据,是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伴随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深度调整和重塑,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中国面临罕见的风险挑战。怎样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行稳致远而不被迟滞或打断、使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转变、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向发展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重大考验。

在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揽“四个伟大”、协调推进“五个文明”建设,以一系列战略性举措和变革性实践,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问题之源,是历史方位的变化带来的时代课题的拓展。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不是凭空想象或是某个理论预设的,而是时代和实践提出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示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也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以后,特别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重大时代课题被提了出来。而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巩固长期执政地位,需要在新时代继续作出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也被提了出来。“重大时代课题”的拓展,扩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阈,也使之具有了更大的理论容量和创新空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理论表征,是原创性思想理论的概括和提出。理论创新是主体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追求理论发展的自觉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以新的话语和理论表达,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思想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党的十九大以来逐步概括凝练出来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成就”。“十个明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习近平总书记以把握历史规律与掌握历史主动的历史自觉,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集中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是对新时代十年党治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概括,贯穿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题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逻辑。“十三个方面成就”则从新时代十年之开创性实践所凝结的中国经验层面,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体现了这一思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特色。

概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世界和中国在巨变中提出的重大课题,以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理论范畴和话语形式。

一个理论只有达到哲学层面的自觉,它的完整性、体系性才能得以确立。只有在哲学层次上达到理论的成熟,才能从根本上增强运用这个理论指导实践的自觉性。党的二十大报告从真理性认识的过程性和历史性、“两个结合”作为方法原则的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精髓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历史过程和理论成果作出哲学层面的提升,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也升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境界。

第一,真理寓于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中,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和发展,是一个在实践中逐渐深化的历史过程。恩格斯指出:“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辩证唯物论——引者)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社会历史实践是理论的本体,实践所具有的“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决定了人们的认识成果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受实践发展程度的制约。基于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是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是认识发展过程的总规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要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就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根据所处历史环境的变化,不断探索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在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中不断形成接近真理性的认识,在实践开拓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实现理论飞跃,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的概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的哲学逻辑,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规律的认识,也深化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逻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理解。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是一个有机整体。毛泽东同志1938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就内含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理论意蕴和实现路径。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要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深刻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问题作出多方面的开创性探索。对于“第一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对于“第二个结合”中需要进一步研究回答的深层次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能够结合”“应当怎样结合”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作出了兼具思想性和学理性的创造性回答,拓展了“结合”的知识视野和内涵。其逻辑理路是: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性、世界性的内涵,含有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要加强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新时代生命力。

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内在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有契合才可能结合,有结合才可能产生融合。

其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板块式拼接式结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贯通融通式有机结合

其五,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最有力的体现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历史和文化根基,更重要的是打开了理论创新的广阔文化空间,使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种思想文化形态的交融中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在守正创新中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课题和历史性实践中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建构和原理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新的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主要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发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新思想,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思维方法,实践第一、问题导向的认识论等。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理论基石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一个重要标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立场观点方法有机统一、系统完整的体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精髓。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从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等六个方面,概括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六个必须坚持”中,人民至上和守正创新是价值立场,自信自立和胸怀天下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是基于实践认识论和辩证法形成的科学思维和工作方法。准确把握包括“六个必须坚持”在内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

历史是主体与客体的现实统一,是在一定的历史结构中通过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具体展开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提出了许多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理论一旦停顿,就会落后于实际生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实践中展示了科学思想的伟力。把握历史主动,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关键是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深化“两个结合”和深度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进程中,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2日 11版)



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来源:人民日报2023-07-12 09:34

作者:王伟光(南开大学终身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指引。

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从“宅兹中国”的文化根基,到“何以中国”的文化自觉,“第二个结合”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认识达到新高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没有中华5000多年文明,就不会有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如此成功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每一步的开拓,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情的结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形成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观念,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等人文精神,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内在基因密码。这些重要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深刻体现于安邦理政的治国之道中,贯彻于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中,灌注于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中,呈现于质文兼具的表达方式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恒久与坚韧、清醒与思辨,为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丰沛精神动力和丰厚思想资源。

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理论的认识达到新高度。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才能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百余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推进“两个结合”中,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制度的认识达到新高度。“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制度提供了深厚文化根基,“第二个结合”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制度指明了必由之路。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政治理念,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等等。这些重要思想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深深植根在中国人民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源泉。

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历经革命烽火、走过建设时期、激荡改革风云、奋进复兴征程,我们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相融通。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日益坚定。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实践必然。我们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具有高度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坚持用民族形式、大众话语阐释中国革命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坚持“双百”方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二为”方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先后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作出深入系统论述,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使命必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足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以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为深厚基础,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为时代关切,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相契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文明,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文明;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文明,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文明;是文明更新的现代文明,不是文明断裂的现代文明,蕴含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内含生生不息的力量。只有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才能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历史进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逻辑必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没有水土不服,而是在中国大地牢牢扎根;中华文明发展到现代,没有断流枯萎,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展现出勃勃生机,都与这种高度契合性密切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决定了“第二个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中,更用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深刻体现我们党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逻辑必然。

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在推进“第二个结合”中,我们党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在“第二个结合”中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百余年来,我们党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的深刻认识,以积极的历史担当、文化主动和自觉精神,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动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文化主体性。在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条件下,“第二个结合”有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内在贯通、相互融通,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了蓬勃生机和内生动力。

在“第二个结合”中坚持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在推进“第二个结合”中坚持守正创新,一方面要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守“第二个结合”的主义之“正”、理论之“正”、道路之“正”、制度之“正”、文化之“正”,坚持走自己的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要坚持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断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形式,使之更好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适应,更好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协调,切实做到在“结合”中创新、在创新中“结合”,在守正创新中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

在“第二个结合”中保持开放包容。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我们在推进“第二个结合”中,要自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谐共处、互学互鉴,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让世界各国文明交流对话、求同存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中国哲学的自信与使命担当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07-12 02:10

作者:郭齐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50年出土之哲学文献与中国哲学史”负责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中国哲学而言,要实现理论的独立自主、精神的独立自主,首先要确立其自主性、主体性,确立中国哲学的自信与使命担当。

中国哲学的自立与自信

有的学者按照西方哲学思想的框架、模式、观念、概念和问题,把中国哲学史“肢解”之后重新组装起来,这种做法使得中国哲学思想及其历史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本己性、系统性与主体性。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史,只有思想史,似乎只有古希腊、西方才有哲学。其中,部分原因是对哲学的定义不同,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缺乏文化自信。我们必须确立起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

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中国哲学自有其特点与长处。与西方哲学相较,中国哲学存在自身的特殊性,中国哲学中心论域的天人性命之学就是西方所罕有的。我们强调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因为这是建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前提。

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哲学是独有的、自创的,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但绝不是孤绝、封闭的。中国哲学曾成功地消化、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这些佛教宗派传到东亚,乃至全球。自明中叶以降,中国哲学又处在与西方文化、宗教、哲学碰撞、交融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仍在继续。

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的特色,如:存有的连续性与生机自然、整体的和谐性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

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中国人依照着它而生活、实践,它不是与人的生活不相干的教条。中国文化是“尊生”“重生”、创造日新的文化,所提倡的“生生不已”即创造性的本身。“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认为一切都在迁流创化中发展着,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历程,生长衰亡,新陈代谢,永不停息。

西方文化与哲学把自然看作外在对象,中国文化与哲学则把自然看作与人融通为一体的存在,表现在《易传》的宇宙论中,即天地人三才统一,统一的内在本质即“生命”。

宋元明清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三教融合。经学、子学、玄学、理学和中国佛学这样的哲学,只有在中国才可能产生。

不仅要肯定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或主体性,还应特别重视中国哲学在世界在未来的意义与价值,即中国哲学中有一些理论、观点、方法,具有普遍性。我们坚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绝非故步自封、狂妄自大,堕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反,其内在的要求是生命的活力,即开放多元。其实中国哲学早已走出国门,与外域不同民族的哲学相辅相成,并育而不相害。

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建立在其民族与文化传统上。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丰富多样且不断变化,但有其内在的、经久不衰的精神,贯穿在民族生活之中,表现在不同的文化门类、领域、层面、阶段。中华民族精神是融合起来了的中华民族共同的相对稳定的宇宙与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是持续不断的一种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推动作用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活的灵魂”。没有这一灵魂,就没有族类的存在。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其中,如“民本”等理念在当下尤有传承转化的价值。《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等说法,表明民本思想的雏形已形成。商周政权的转移使统治集团对民本政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促使民本思想在西周初期已初具规模,后经孔子、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民本思想达到完备形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和特色。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党确保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有效执政、长期执政的一项恢宏目标和艰巨任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民本思想充分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经典,强调“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引用朱熹的名言“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并借用这句古语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可见,民本思想在新时代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诸多启发、推动和实践意义。当然,民本思想也有时代的局限性,需要我们在现代论域中加以扬弃与转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近代以来,我国迎接西方挑战的内在思想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辈和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骨子里是积极入世、进取的,主张与时偕行、变化日新的,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等情结最深的人。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受传统文化的浸润。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儒家《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作为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儒家的社会理想起着极大作用,而且儒家的人格理想、人格操守也激励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先驱、前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济众,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受人民拥戴,无不与其人格修养、人格魅力有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蕴着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我们民族几代先进分子身上携带的优秀传统精神的契合。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济世救民的情怀,天下为公的理想,百折不挠的毅力,舍生取义的品格,自强不息的精神,辩证中和的智慧,等等,都渗透其间。中国的民本主义、大同理想、内圣外王、知行合一、实践理性等,以及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传统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进行的。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德治主张、入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势不可当,但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文化一元化。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和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经验表明,现代化不是西方制度与价值的普遍化。西方后工业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负面效应,鲜明地揭示了西方的制度、理念与价值观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弊病。中国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这缘于中国社会及历史文化与西方不同,正如离开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样,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参与现代化的积极力量,其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据,是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法治需要信念信仰和伦理共识的铺垫与支撑。如果没有终极关怀与伦理共识,就形成不了一个健康的现代法治社会。

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或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前现代文明已毫无作用。面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席卷和渗透,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数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智慧、精神系统、信念信仰、终极关怀、思考与行为方式、伦理生活秩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化固然随时更化,但它有一以贯之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据。新时代的挑战,呼唤着弘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建设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共有精神家园。

21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告别“西方中心论”,在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各文化民族深化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发掘自己的文化典籍与文化精神,将是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发展态势,它有助于自己民族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也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多层面开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品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其内涵亦不断融合了现代性而更有生命力与普遍意义。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