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1月9日发布5件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进一步加深各级法院对涉彩礼纠纷裁判规则的理解，以公正裁判促进家庭文明、社会文明建设。

恋爱交友期间的消费性支出，是否属于彩礼？“刘某诉张某婚约财产纠纷案”明确，恋爱期间的消费性支出，属于情谊行为范畴，不宜由司法予以调整。刘某在同居关系结束后，要求张某全部返还的款项系日常多次转账形成，且双方互有转账，张某亦有生活消费和为刘某购买衣物、充值话费等支出，人民法院认定转账系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开销，对刘某要求张某返还转账的主张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明确，以婚姻为目的给付的购房款、购车款等具有彩礼性质，可按照彩礼裁判规则予以处理。

在“赵某诉李某等婚约财产纠纷案”中，李某（女）答应赵某，在赵某为其买车后办理结婚登记，赵某于是给予李某购车款15万元。之后双方发生争吵，李某独自回娘家生活，双方未能就登记结婚事宜协商一致。赵某起诉请求判令李某返还彩礼及购车款。人民法院查明，赵某的给付行为系以婚姻为目的，该购车款具有彩礼性质，综合考虑实际消耗、共同生活时间等事实，酌定李某返还部分金额。

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这批案例重申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司法态度。在“郑某诉吴某离婚纠纷案”中，郑某与吴某经他人介绍相识仅3天后便“闪婚”，吴某接收彩礼后结婚10余天就借故离开，郑某多次要求其返回、共同生活，吴某均推诿拒绝，并对郑某称要离婚。人民法院认为，虽然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相处时间明显较短，结合具体案情，支持了郑某要求解除双方婚姻关系、吴某返还全部彩礼的诉讼请求。

此外，这次发布的“王某诉孙某婚约财产纠纷案”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久这一情况的涉彩礼纠纷作出不予返还彩礼的处理，将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是否生育子女、彩礼的用途作为核心考量因素，妥善平衡双方利益。（记者冯家顺）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发布时间：2026-01-09 10:12:54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发布典型案例、与其他部门联合发文等多种方式，着力治理高额彩礼、促推移风易俗，为树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婚恋观、培育文明新风尚提供高质量司法服务和保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要求，将涉彩礼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机衔接，发挥人民法庭扎根基层、深入群众的功能优势，在调处纠纷、普法宣传等日常工作中加强释法说理，引导社会公众向上向善。

为进一步统一涉彩礼纠纷案件裁判标准，积极回应司法实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征集、认真研究基础上，筛选出第三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本批典型案例主要体现以下裁判要点：

第一，以婚姻为目的给付的购房款、购车款等具有彩礼性质，可按照彩礼裁判规则予以处理。彩礼具有地域性特征，不同地区的彩礼种类、项目不同。一般而言，各地人民法院应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实践中，在缔结婚姻时，有的当事人除了给付彩礼礼金、“五金”等财物外，还存在购房款、购车款等金钱给付。这种给付行为可能是基于当地习俗，也可能是基于双方当事人间的协商，应当结合当事人的给付目的予以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以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彩礼后，因要求返还产生的纠纷，适用该解释。如果一方当事人以婚姻为目的向另一方给付购房款、购车款等大额款项，应视该款项具有彩礼性质，可按照彩礼裁判规则予以处理。本次发布的案例一即涉及到购车款的处理问题。在案例一中，赵某认为购车款属于彩礼，应全部返还；李某则认为购车款系赵某对其的赠与，不应返还。人民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聊天记录等证据查明，因李某答应赵某，在赵某为其买车后办理结婚登记，赵某遂向李某给付购车款，故赵某的给付行为系以婚姻为目的，该购车款具有彩礼性质。现双方未能办理结婚登记，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实际消耗、共同生活时间、孕育等事实，酌定李某返还部分金额，对李某关于该购车款系赠与的主张未予支持。

第二，应注重区分消费性支出与彩礼给付行为。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可见，虽然消费性支出与彩礼均有表达、促进感情的目的，但二者仍存在一定差别。恋爱交友期间的消费性支出，属于情谊行为范畴，不宜由司法予以调整。本次发布的案例二中，刘某在同居关系结束后，要求张某全部返还的款项系日常多次转账形成，其中包含特殊含义的转账，且双方互有转账，张某亦有生活消费和为刘某购买衣物、充值话费等支出，人民法院认定转账系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开销，对刘某要求张某返还转账的主张不予支持。

第三，重申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司法态度。在民事案件中，依法判令索取财物一方返还相应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时，认定当事人是否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人民法院不仅要审查当事人是否办理结婚登记这一形式要件，还要结合双方当事人的相识背景、共同生活情况、过错等事实，予以综合判断。本次发布的案例四中，郑某与吴某经他人介绍相识仅3天后便办理结婚登记，吴某接收彩礼后结婚10余天就借故离开，郑某多次要求其返回、共同生活，吴某均推诿拒绝，并对郑某称要离婚。人民法院认为，虽然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相处时间明显较短，结合具体案情，支持了郑某要求解除双方婚姻关系、吴某返还全部彩礼的诉讼请求。同时，如果当事人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构成犯罪，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本次发布的案例五是涉及诈骗罪的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发现，卢某身涉多起彩礼纠纷，且受案时间集中、部分交往时间存在重合。经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查实卢某存在以相亲、订婚为名骗取财物行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卢某犯诈骗罪，并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此外，本次发布的案例三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久这一情况的涉彩礼纠纷作出不予返还彩礼的处理，更加清晰、直观地体现了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第六条的适用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促推治理高额彩礼是移风易俗、培育优良家风、推进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营造社会新风尚具有积极意义。希望大家通过这三批典型案例，能进一步加深对涉彩礼纠纷裁判规则的理解，自觉抵制婚骗行为，让爱与尊重成为亲密关系的主基调。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婚姻家庭领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以公正裁判促进家庭文明、社会文明建设。

第三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目录

案例一  一方请求返还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的购车款，人民法院可按照彩礼返还规则予以处理——赵某诉李某等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二  一方请求返还婚前同居期间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刘某诉张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三  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且已孕育子女，一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王某诉孙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四 “闪婚”后，彩礼接收方拒绝共同生活，另一方请求离婚并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郑某诉吴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五  借婚姻索取财物构成诈骗罪的，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其承担刑事责任并退赔被害人损失——卢某等诈骗案

案例一

一方请求返还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的购车款，人民法院可按照彩礼返还规则予以处理——赵某诉李某等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赵某（男）与李某相识恋爱。按照当地习俗“上门提亲”时，赵某给付礼金6.6万元。2021年2月，双方举办婚礼后共同生活。李某答应赵某，在赵某为其买车后办理结婚登记，赵某于是给予李某购车款15万元。2021年3月双方发生争吵，李某独自回娘家生活，后双方未能就登记结婚事宜协商一致。恋爱期间，李某曾怀孕但人工流产。赵某起诉请求判令李某返还彩礼6.6万元及购车款15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赵某订婚时给付李某的6.6万元，系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属于彩礼。关于赵某给付的15万元购车款，结合聊天记录等在案证据，可以确定给付行为是以结婚为目的，亦属于彩礼性质。赵某与李某虽订立婚约，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李某在举行婚礼后不足一月即独自回娘家生活，双方尚未开始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对赵某请求返还彩礼的诉请，应予支持。考虑彩礼的实际消耗以及李某曾有中止妊娠等具体情况，在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后，判决李某返还17万余元。

【典型意义】

彩礼作为习俗，其形式和内容也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近年来，为缔结婚姻，当事人除给付礼金形式的彩礼外，还存在给付购车款、购房款等大额款项行为。该款项与礼金形式的彩礼同样承载着给付一方对缔结婚姻的期望。人民法院在审查在案证据基础上，应当认定以婚姻为目的给予的购车款、购房款等大额款项具有彩礼性质。如果双方当事人未能缔结婚姻，可按照彩礼返还规则进行处理。

案例二

一方请求返还婚前同居期间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刘某诉张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年下半年，刘某（男）与张某在网上相识并恋爱。2023年3月，张某到刘某家与刘某及其儿子共同生活。2023年5月，双方举办婚礼。2023年10月，双方分手。期间，刘某向张某多次转账共计31500元，其中金额为520元的转账有五笔共计2600元；张某亦通过微信向刘某转账4500元。刘某、张某相互转账时均未备注用途。刘某认可张某在共同生活期间有购买床上用品及为刘某购买衣物、充值话费等支出。刘某以上述款项系彩礼性质为由，起诉请求张某返还全部转账款。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按照习俗办理了结婚仪式，结合双方互有转账的情况、刘某的特殊转账金额、张某为家庭的开支、双方的共同生活时间等，在双方同居生活期间，并非刘某单方面为共同生活付出，应认定刘某的转账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销，并不具有彩礼性质，故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表情达意的小额转账不属于彩礼范围。在具体案件中，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厘清双方间的往来款项系为表达、增进感情的消费性支出还是彩礼，从而适用相关规则予以处理。

案例三

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且已孕育子女，一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王某诉孙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王某（男）和孙某经人介绍相识，为了缔结婚姻，王某给付孙某彩礼20万元。2020年10月，王某和孙某按照习俗举办婚礼，之后双方开始同居生活。2021年8月，孙某生育女儿王小某。王某和孙某举行婚礼后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24年10月，双方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分手，王小某由孙某抚养。后双方因彩礼返还问题协商不成，王某起诉请求孙某返还彩礼20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按照习俗举办婚礼，共同生活已达4年，且生育一女。共同生活期间，彩礼已部分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孙某养育子女、经营家庭的付出是不可忽视的。分手后，女儿王小某亦由孙某直接抚养。若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数年且已共同养育子女后仍要求返还彩礼，对孙某明显不公平，故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清晰界定了在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长期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的情况下，彩礼返还问题的处理原则。法院并未机械地适用“未登记即应返还”的规定，而是将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是否生育子女、彩礼的用途作为核心考量因素。法律不鼓励以婚姻为名索取高额财物，同时也不支持将彩礼视为一种可以随意撤销的“投资”。已共同生活较长时间并建立起家庭共同体的情况下，一方在关系破裂后主张返还彩礼的，对其请求不予支持，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案例四

“闪婚”后，彩礼接收方拒绝共同生活，另一方请求离婚并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郑某诉吴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4年3月1日，郑某（男）与吴某通过相亲相识。3月3日，双方在吴某老家A省见面。3月4日，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同日，郑某通过现金、转账方式共给付吴某彩礼20万元。3月6日，双方回到B省郑某家。同年3月14日，吴某以旅游为由离开。之后郑某多次催促要求吴某返回与其共同生活，吴某均以各种理由推诿。2024年4月15日吴某通过微信告知郑某称：“我们相识几天就匆匆结婚，双方不了解，并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所以我现在准备与你离婚……”。因郑某要求吴某返还彩礼未果，遂诉请离婚并要求吴某返还彩礼20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婚姻以夫妻感情为基础。本案中，双方从相识至办理结婚登记再到分开仅短暂的十余天时间，虽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相处时间明显较短，双方也未共同生育子女，且经郑某多次催促，吴某拒绝返回，双方一直未进行有效的感情交流与沟通，至今未真正建立起夫妻感情，故对郑某要求离婚之诉请，予以支持。因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仅相处了十天，彩礼接收方拒绝共同生活，结合彩礼未实际使用，吴某未置办嫁妆，双方未共同孕育孩子等实际情况，本案属于应当返还彩礼的情形，判令吴某返还彩礼20万元。

【典型意义】

虽然办理结婚登记可以使当事人在法律上成立夫妻关系，但这并不足以认定一方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人民法院还应结合双方对婚姻的态度、是否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等事实予以认定。本案中，从当事人沟通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尚未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亦未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并且，从彩礼接收方对婚姻的态度和行为看，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婚姻关系、彩礼接收方返还全部彩礼。

案例五

借婚姻索取财物构成诈骗罪的，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其承担刑事责任并退赔被害人损失——卢某等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24年3月，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发现卢某存在多起婚约财产纠纷关联案件。因案发时间接近，卢某在执行程序中拒不归还彩礼，人民法院经综合分析认为卢某可能涉嫌骗婚，遂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及相关证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发现，2021年至2024年期间，卢某以相亲、订婚为名，通过索要见面礼、结婚彩礼、借款为由，先后骗取胡某、李某等8人财物共计63万余元，伙同其母亲共同骗取李某、李某乙等7人财物共计45万余元，遂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卢某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判决被告人卢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违法所得退赔各被害人损失。

【典型意义】

当事人以索要彩礼为名骗取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不仅要退赔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还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虽然此前部分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经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但并不排斥刑事责任的承担。刑事退赔时民事判决已执行部分相应扣减。该案向骗取彩礼的违法犯罪行为鲜明“亮剑”，对净化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

打击婚骗行为、规制闪婚服务

最高法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发布时间：2025-02-28 10:53:53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进一步促推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最高人民法院认真总结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施行以来各地遇到的具体情况，结合人民群众反映较多的热点问题，于2月28日发布第二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五年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婚姻家庭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统一裁判标准、矛盾多元调处、法治理念宣传等工作中的职能作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家庭文明建设提出的工作要求，着力促推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一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生动解答了人民群众争议较多的“闪离”情况下要不要还彩礼、父母是否承担返还彩礼责任等问题，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的新风尚。

202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正式施行，该司法解释就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比例的认定原则等作出规定，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最高人民法院还充分发挥全国一万多个人民法庭的矛盾纠纷化解功能，以巡回审判、以案说法、进村镇（社区）宣讲、及时制发司法建议、推动村规民约建设等多重形式，引导规范彩礼习俗。据统计，2024年全国法院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增幅明显回落，为家庭和睦、社会稳定提供高质量司法服务和保障。

加大力度打击婚骗行为，坚决否定借婚姻索取财物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表示，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对这一原则已达成基本共识，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如何把握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认定标准，仍存在一定困难。

一方面，在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判断一方是否是以彩礼为名索取财物，需要考量双方的共同生活等情况。但由于婚后共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当事人产生矛盾后往往各执一词，这对当事人的举证标准和人民法院的认证能力均提出较高要求。

案例一中，赵某（男）与孙某已经办理结婚登记并给付彩礼8.6万元，后赵某提起离婚诉讼，以孙某将婚姻作为获取财物的手段为由，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孙某返还全部彩礼。该案中，赵某与孙某就是否共同居住、感情状况等存在较大争议。尽管双方从办理结婚登记到提起离婚诉讼的时间不足一年，但人民法院无法仅依据该事实认定孙某存在不法目的。

据介绍，本案的突破点在于，赵某向法庭提出孙某在近四年中还身涉两起其他离婚诉讼。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后发现，孙某不仅在较短时间内多次“闪婚”、均接收较高数额彩礼、婚姻存续时间均较短，更重要的是，历次离婚诉讼中男方对于婚后双方无夫妻之实、孙某回娘家居住的共同生活状态等描述基本一致，结合孙某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对维系婚姻作出相应努力，人民法院据此认定孙某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判令解除婚姻关系，孙某返还全部彩礼8.6万元。

另一方面，如何区分借婚姻索取财物与恋爱中的赠与行为，亦是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常见问题。民一庭负责人介绍，区分借婚姻索取财物还是恋爱中的赠与行为，应当结合双方具体行为予以认定。一般情况下，如果恋爱期间双方互有付出，感情破裂后，一方不能仅以未实现缔结婚姻目的为由主张另一方借婚姻索取财物。

案例二中，王某（男）与李某建立恋爱关系后一直异地生活，平时主要靠微信联系。李某主动与王某联系时几乎均以索要彩礼及其他钱财为目的，其余时间拒接、忽略王某电话，对王某的领证提议明确表示要先“给钱”，且李某从未回赠过王某。

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相处模式、感情基础、资金往来等各项因素，认定李某对感情是漠视态度，系借婚姻索取财物，判令其返还从王某处取得的全部财物。

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无论是恋爱关系还是婚姻关系，都需要双方当事人以感情为基础、共同付出方可维系。如果一方仅是将“缔结婚姻”作为哄骗的噱头，实质上是想让另一方陷入对未来长久共同生活的错误认知，从而心甘情愿地为其出钱买单，这就是一种“婚骗行为”，无论是否办理结婚登记，都不能掩盖其非法目的。

严格贯彻诚实信用原则，规制婚介机构借虚假宣传收取高额服务费用

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发现，部分婚介机构利用适婚男女迫切寻求佳偶的心理，打着提供“闪婚”服务等名号，借机向签订婚介服务合同的当事人收取高昂的手续费。

民一庭负责人表示，“闪婚”的男女双方由于相识时间短，感情基础薄弱，结婚后往往因各种矛盾而“闪离”，由此又引发离婚纠纷、服务合同纠纷等一系列诉讼，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必须对此类行为予以规制。

案例三中，某婚介机构基于林某（男）希望尽快找到伴侣结婚的心理，以向其提供“闪婚”服务为名收取服务费17万元。后因“闪离”，林某提起服务合同纠纷诉讼，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婚介机构履行合同情况、林某自身过错等因素，判令婚介机构返还服务费15万元。

“这个案例警示我们：婚姻不是开盲盒，幸福不能作赌注。对人对己负责，方可期待收获良缘。”

立足复杂多样的婚姻家庭生活实际，准确适用彩礼返还规则

在认定彩礼是否返还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时，人民法院要考虑彩礼的习俗性特征，并根据不同家庭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有无过错等各项因素，做好释法说理工作，既要解“法结”，更要解“心结”。

在案例四中，吴某（男）因未能与刘某缔结婚姻，请求判令刘某返还全部彩礼。人民法院经调查发现，虽然双方未缔结婚姻且未实际共同生活，刘某本应返还全部彩礼，但考虑到双方未能缔结婚姻系因吴某故意隐瞒身患不能生育的重大疾病导致，吴某存在过错，人民法院没有简单判决刘某全部返还，而是从彩礼的传统处理方式、吴某隐瞒行为对刘某情感上造成的伤害等方面进行调解，使吴某、刘某解开心结，就酌减刘某返还彩礼的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吴某主动撤回起诉。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时应做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当事人也需向法庭如实陈述事实，以妥善处理相关纠纷。

（记者 孙航）

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目录

案例一：短期内多次“闪婚”并收取高额彩礼，可以认定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赵某诉孙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二：一方基于索取财物目的与另一方建立恋爱关系、作出结婚承诺，可以认定为借婚姻索取财物——王某诉李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三：婚介机构以保证“闪婚”为名收取高额服务费，应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返还部分费用——林某诉某婚介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四：因彩礼给付方隐瞒自身重大疾病导致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考虑其过错情况对彩礼返还数额予以酌减——吴某诉刘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一

短期内多次“闪婚”并收取高额彩礼，可以认定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赵某诉孙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赵某（男）与孙某经人介绍相识，同月双方登记结婚。赵某向孙某给付彩礼8.6万元，婚后未生育子女。2021年6月，赵某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孙某将婚姻作为获取财物的手段，请求判决双方离婚，由孙某返还全部彩礼，主要理由是：婚后孙某主要在娘家居住，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不超过一个月，期间因孙某一直主张身体不适无夫妻之实，双方还经常因孙某索要财物一事发生矛盾，2021年3月再次为此事争吵后，孙某回娘家不再与其联系。

经法院查明，近4年内，孙某另外还有两段婚姻，均是与男方认识较短时间后便登记结婚，分别接收彩礼8万元、18万元。在两段婚姻所涉离婚诉讼中，男方均提到双方婚后不久即因钱财问题发生矛盾，之后孙某就回娘家居住，没有夫妻生活。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陈述，孙某在四年内就已涉及三起离婚纠纷，结婚仓促，婚姻关系维系时间短，且男方均表示，孙某收取了较高数额的彩礼，婚后双方只有夫妻之名，孙某在双方发生矛盾后即回娘家居住，没有继续与男方共同生活的意思表示。综合全部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孙某的行为属于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故判令解除婚姻关系，由孙某返还全部彩礼8.6万元。

【典型意义】

根据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形成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本案中，虽然孙某已与赵某办理结婚登记，但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孙某主要在娘家居住，双方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同时，结合双方经常因孙某索要钱财发生争吵以及孙某之前所涉两次离婚纠纷的具体情况，人民法院认定其有通过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判令其全额返还彩礼，再次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司法态度，维护正常的婚恋秩序。

案例二

一方基于索取财物目的与另一方建立恋爱关系、作出结婚承诺，可以认定为借婚姻索取财物——王某诉李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3年6月，王某（男）与李某通过微信相亲群相识。同月下旬，李某向王某表达交往意愿，并提出在共同生活和办理结婚登记之前王某要给其25万元，王某表示同意，双方遂建立恋爱关系。自2023年6月至2024年2月，李某多次以支付房屋租金、买首饰及其他生活消费为由，向王某索取12万余元。期间，双方一直异地生活，主要通过微信联络，李某主动与王某联系几乎均以索要钱款为目的，其余时间则以工作忙碌等为由拒接、忽视王某的电话，且其从未回赠过王某财物。因自2024年2月起李某拒接王某电话，对王某的领证提议采取推脱、逃避的态度，并多次表示“给够钱才领证”，双方产生隔阂，王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李某返还所得钱款12万余元。李某抗辩称，王某在恋爱中自愿赠与的财物不应返还。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恋爱中的赠与是指男女双方为增进感情，主动、自愿赠与对方财物以表心意，且通常为互相赠与，若日后双方未结婚，赠与的财物一般无须返还。借婚姻索取财物则是一方为取得财物而与另一方建立恋爱关系、作出结婚承诺，给付一方通常是被迫而非自愿赠与财物。本案中，结合双方交往真实意图、给付财物态度、相处模式及感情状况等事实可以看出，李某对双方的感情持漠然态度，其与王某建立恋爱关系是为了利用王某对结婚的期待索要财物从而满足物质需求，李某的行为构成借婚姻索取财物。李某应将王某给付的钱款全部返还。故判令李某返还全部12万余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李某在此段关系中名为恋爱、实为索财，其仅在有物质需要时才与王某联系。同时，李某虽表示可以结婚，但明确表示“给够钱才领证”，索取财物意图明显。尽管李某索要的单笔款项价值不大，但不能将王某的赠与行为视为正常恋爱中的赠与，而是认定李某借婚姻索取财物，按照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李某应全部返还。

案例三

婚介机构以保证“闪婚”为名收取高额服务费，应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返还部分费用——林某诉某婚介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婚介公司的广告宣传中有提供“闪婚”服务等内容。2024年1月15日，该婚介公司向林某（男）发送了赵某的个人信息。2024年1月18日，林某与该婚介公司签订《（男方）婚姻介绍服务合同》后支付服务费17万元。2024年1月19日，林某与赵某登记结婚。后双方因发生矛盾，于2024年2月29日经法院调解离婚，赵某退还了彩礼。期间，双方未共同居住。林某遂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因服务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请求由婚介机构返还全部服务费17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婚介机构作为特殊的服务行业机构，应当秉承诚实信用的服务理念为委托人提供服务，严格遵守行业规范，妥善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婚介机构在提供婚介服务过程中没有充分评估双方感情基础，未能妥当履行合同义务，反而以提供“闪婚”服务为名借机收取高额服务费。但考虑到婚介机构提供婚姻信息、陪同必然产生一定费用，林某对赵某缺乏了解就匆匆结婚，自身也存在过错，酌情考虑扣除2万元劳务费等合理费用，判令婚介公司返还服务费15万元。

【典型意义】

现实生活中，婚介机构为未婚男女牵线搭桥，成就美好姻缘，本是好事，适当收取服务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如利用未婚男女急于寻找佳偶的心理，以提供“闪婚”的中介服务为名收取高额服务费，则该行为违反了婚介服务的应有之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闪婚”当事人因婚前缺乏深入了解，感情基础不牢，容易“闪离”。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主张高额服务费应予返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婚介机构履行合同情况、当事人离婚原因等因素，认定具体返还金额。

案例四

因彩礼给付方隐瞒自身重大疾病导致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考虑其过错情况对彩礼返还数额予以酌减——吴某诉刘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3年8月，吴某（男）与刘某举行订婚仪式，给付彩礼22.8万元。后因刘某发现吴某隐瞒患有重大疾病导致不能生育的情况，未再办理结婚登记。双方没有共同生活过。吴某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刘某返还全部彩礼22.8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且未共同生活，符合法律规定的返还全部彩礼的法定情形，但因吴某向刘某隐瞒了自身存在重大疾病导致不能生育的情况，其对未办理结婚登记这一结果存在过错，应对返还彩礼数额予以酌减。经法院调解，刘某酌情向吴某返还彩礼20万元，吴某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且未共同生活时，彩礼给付方要求返还全部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本案中，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系因吴某向刘某隐瞒其身患重大疾病导致，吴某存在过错，在处理相关纠纷时应对该情形予以考虑。经人民法院调解，对刘某返还彩礼数额予以适当酌减，体现了对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等保护。

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来源：人民法院报发  布时间：2023-12-12 08:42:56

目录

案例一：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离婚时应当根据共同生活时间、孕育子女等事实对数额过高的彩礼酌情返还——王某某与李某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二：男女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后共同生活较长时间且已育有子女，一般不支持返还彩礼——张某与赵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三：已办理结婚登记，仅有短暂同居经历尚未形成稳定共同生活的，应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后返还部分彩礼——刘某与朱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四：婚约财产纠纷中，接受彩礼的婚约方父母可作为共同被告——张某某与赵某某、赵某、王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一

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离婚时应当根据共同生活时间、孕育子女等事实对数额过高的彩礼酌情返还——王某某与李某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9月，王某某与李某某（女）登记结婚。王某某家在当地属于低收入家庭。为与对方顺利结婚，王某某给付李某某彩礼18.8万元。李某某于2021年4月终止妊娠。因双方家庭矛盾加深，王某某于2022年2月起诉离婚，并请求李某某返还彩礼18.8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由于婚前缺乏了解，婚后亦未建立起深厚感情，婚姻已无存续可能，准予离婚。结合当地经济生活水平及王某某家庭经济情况，王某某所给付的彩礼款18.8万元属于数额过高，事实上造成较重的家庭负担。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女方曾有终止妊娠等事实，为妥善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化解矛盾纠纷，酌定李某某返还彩礼款56400元。

【典型意义】

彩礼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的财物。作为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彩礼是男女双方及家庭之间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也蕴含着对婚姻的期盼与祝福。然而，超出负担能力给付的高额彩礼却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质，使婚姻演变成物质交换，不仅对彩礼给付方造成经济压力，影响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也不利于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遏制高额彩礼陋习、培育文明乡风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期盼。基于彩礼给付的特定目的，一般情况下，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也要看到，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因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案中，双方共同生活仅一年多时间，给付彩礼的目的尚未全部实现，给付方不存在明显过错，相对于其家庭收入来讲，彩礼数额过高，给付彩礼已造成较重的家庭负担，同时，考虑到终止妊娠对女方身体健康亦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等事实，判决酌情返还部分彩礼，能够较好地平衡双方当事人间的利益，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倡导形成文明节俭的婚礼习俗，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案例二

男女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后共同生活较长时间且已育有子女，一般不支持返还彩礼——张某与赵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张某与赵某（女）于2018年11月经人介绍相识，自2019年2月起共同生活，于2020年6月生育一子。2021年1月双方举行结婚仪式，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赵某收到张某彩礼款160000元。后双方感情破裂，于2022年8月终止同居关系。张某起诉主张赵某返还80%彩礼，共计128000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自2019年2月起即共同生活并按民间习俗举行了婚礼，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生育一子，现已年满2周岁，且共同生活期间必然因日常消费及生育、抚养孩子产生相关费用，若在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数年且已共同养育子女2年后仍要求返还彩礼，对赵某明显不公平，故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民法典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彩礼纠纷案件中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和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关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应返还彩礼的规定，应当限于未共同生活的情形。已经共同生活的双方因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但在审理彩礼返还纠纷时，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该共同生活的事实不仅承载着给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也会对女性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孕育子女等情况下。如果仅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要求接受彩礼一方全部返还，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年有余，且已生育一子。本案判决符合当地风俗习惯，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特别体现了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案例三

已办理结婚登记，仅有短暂同居经历尚未形成稳定共同生活的，应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后返还部分彩礼——刘某与朱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刘某与朱某（女）2020年7月确立恋爱关系，2020年9月登记结婚。刘某于结婚当月向朱某银行账户转账一笔80万元并附言为“彩礼”，转账一笔26万元并附言为“五金”。双方分别在不同省份的城市工作生活。后因筹备举办婚礼等事宜发生纠纷，双方于2020年11月协议离婚，婚姻关系存续不到三个月。婚后未生育子女，无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双方曾短暂同居，并因筹备婚宴、拍婚纱照、共同旅游、亲友相互往来等发生部分费用。离婚后，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争议，刘某起诉请求朱某返还彩礼106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时一方依据习俗向另一方给付的钱物。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除已明确注明为彩礼的80万元款项外，备注为“五金”的26万元亦符合婚礼习俗中对于彩礼的一般认知，也应当认定为彩礼。关于共同生活的认定，双方虽然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但从后续拍摄婚纱照、筹备婚宴的情况看，双方仍在按照习俗举办婚礼仪式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婚姻关系仅存续不到三个月，期间双方工作、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对于后续如何工作、居住、生活未形成一致的规划。双方虽有短暂同居经历，但尚未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不能认定为已经有稳定的共同生活。鉴于双方已经登记结婚，且刘某支付彩礼后双方有共同筹备婚礼仪式、共同旅游、亲友相互往来等共同开销的情况，对该部分费用予以扣减。据此，法院酌情认定返还彩礼80万元。

【典型意义】

涉彩礼返还纠纷中，不论是已办理结婚登记还是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在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时，共同生活时间均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但是，案件情况千差万别，对何谓“共同生活”，很难明确规定统一的标准，而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案中，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短，登记结婚后仍在筹备婚礼过程中，双方对于后续如何工作、居住、生活未形成一致的规划，未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不宜认定为已经共同生活。但是，考虑到办理结婚登记以及短暂同居经历对女方的影响、双方存在共同消费、彩礼数额过高等因素，判决酌情返还大部分彩礼，能够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案例四

婚约财产纠纷中，接受彩礼的婚约方父母可作为共同被告——张某某与赵某某、赵某、王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张某某与赵某某（女）经人介绍认识，双方于2022年4月定亲。张某某给付赵某某父母赵某和王某定亲礼36600元；2022年9月张某某向赵某某银行账户转账彩礼136600元。赵某某等购置价值1120元的嫁妆并放置在张某某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未举行结婚仪式。2022年9月，双方解除婚约后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争议，张某某起诉请求赵某某及其父母赵某、王某共同返还彩礼173200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某与赵某某持续、稳定地共同生活，张某某不存在明显过错，但在案证据也能证实赵某某为缔结婚姻亦有付出的事实，故案涉定亲礼、彩礼在扣除嫁妆后应予适当返还。关于赵某、王某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审理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彩礼136600元，系张某某以转账方式直接给付赵某某，应由赵某某承担返还责任，扣除嫁妆后，酌定返还121820元；关于案涉定亲礼36600元，系赵某某与其父母共同接收，应由赵某某、赵某、王某承担返还责任，酌定返还32940元。

【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法律没有就彩礼问题予以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按照习惯处理涉彩礼纠纷。根据中国传统习俗，缔结婚约的过程中，一般是由男女双方父母在亲朋、媒人等见证下共同协商、共同参与完成彩礼的给付。因此，在确定诉讼当事人时，亦应当考虑习惯做法。当然，各地区、各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彩礼接收人以及对该笔款项如何使用，情况非常复杂，既有婚约当事人直接接收的，也有婚约当事人父母接收的；彩礼的去向也呈现不同样态，既有接收一方将彩礼作为嫁妆一部分返还的，也有全部返回给婚约当事人作为新家庭生活启动资金的，还有的由接收彩礼一方父母另作他用。如果婚约当事人一方的父母接收彩礼的，可视为与其子女的共同行为，在婚约财产纠纷诉讼中，将婚约一方及父母共同列为当事人，符合习惯，也有利于查明彩礼数额、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等案件事实，从而依法作出裁判。

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来源：人民法院报  发布时间：2023-12-11 18:05:57

彩礼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礼，蕴含着对婚姻的期盼与祝福。然而近年来，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甚至出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

为进一步规范裁判标准、加强以案释法，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倡导形成文明节俭的婚姻习俗，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举行“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发布四个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何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出席新闻发布会并介绍有关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王斌主持发布会。

解决司法实践难点，彩礼是否返还、如何返还

民法典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了三种可返还彩礼的情形，分别为未办理结婚登记、已办理结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以及彩礼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然而，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未办理结婚登记却按照当地习俗举办婚礼并共同生活，以及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等情况，无法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如何返还成为难点。

陈宜芳介绍，本批典型案例明确了处理涉彩礼纠纷的三项原则。一是明确严禁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一基本原则；二是充分尊重民间习俗，以当地群众普遍认可为基础合理认定彩礼范围；三是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充分考虑彩礼的目的性特征，斟酌共同生活时间、婚姻登记、孕育子女等不同因素在缔结婚姻这一根本目的实现上的比重，合理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

一般情况下，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陈宜芳表示，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因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次发布的案例一对此有着突出体现。

案例二中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按当地习俗举行婚礼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年多时间，且已经生育一子。法院在处理涉彩礼返还纠纷时，着重考虑了共同生活以及孕育子女的事实，对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充分保护了妇女合法权益。

在涉彩礼返还纠纷中，如何界定彩礼与一般赠与，如何认定“共同生活”，实践中也存在模糊认识。

案例三判决认定案涉26万元的“五金”款符合人民群众对彩礼的一般认知，可以认定为彩礼。

同时，明确双方登记结婚后仍工作、居住在两地，并在筹备婚礼过程中，对于后续生活未形成一致规划，没有形成稳定的生活状态，不宜认定为已经共同生活。但是考虑到已经办理结婚登记、短暂同居经历对女方的影响、存在共同消费等事实，法院判决酌情返还大部分彩礼，妥善平衡了双方利益。

“彩礼和嫁妆都是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具有共同的目的，应当按照当地习俗适用相同的规则。”陈宜芳表示，在案例四中，法院在确定彩礼返还数额时，充分考虑了嫁妆情况，扣减了放置在男方处的嫁妆数额。

此外，该案审理法院在确定诉讼当事人时充分考虑了中国传统习俗。“如果婚约当事人一方的父母给付或接收彩礼的，将其列为共同当事人，这不仅符合习惯做法，也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陈宜芳表示。

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超出家庭负担能力给付的高额彩礼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质，不仅对彩礼给付方造成经济压力，影响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也不利于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

“既要依法保障妇女权益，也要考虑高额彩礼负担对给付彩礼一方生活的影响，妥善平衡双方利益。”陈宜芳表示，以缔结婚姻为目的是彩礼最重要的特征，在无法实现或无法全部实现给付目的的情况下，应当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实事求是地处理彩礼返还问题。

此次发布的四件典型案例均是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充分考虑共同生活时间长短、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是否孕育子女等多重因素，较好地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为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相关部门开展了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吴景丽介绍，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配合民政、妇联等部门的前端治理工作，打好“组合拳”，通过妥善审理相关案件，依法平衡各方利益，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推动文明乡风建设。

“典型案例从彩礼的目的性特征出发，斟酌各种因素确定不同的返还比例。”吴景丽表示，希望大家更理性地看待婚姻和彩礼的关系，更多地关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双方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契合度，树立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理念。

治理婚俗领域陋习，践行文明新风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民政部以婚俗改革为抓手，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扎实开展高额彩礼等婚俗陋习治理。

王金华介绍，2020年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先后分两批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在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礼仪、治理婚俗领域不正之风、培育文明健康婚俗理念等方面探索经验、打造样板。

截至目前，内蒙古、黑龙江、山东、浙江、河南、江西、甘肃、重庆、四川等许多地方已公布了彩礼、随礼等倡导性标准。河北省河间市、江西省贵溪市等通过突出问题治理，当地婚事花费平均分别减少7万元至15万元和6万元左右。

此外，各地民政部门还着重推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改革创新婚俗礼仪，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积极探索将婚姻登记机关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的场所，为婚姻当事人提供最美环境、最优服务。

何敏介绍，全国妇联将推进移风易俗作为履行引领服务联系职能、深入开展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指导带动各级妇联组织以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为总抓手，以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引导广大家庭抵制高额彩礼，践行移风易俗。

自2014年起，全国妇联在全国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目前选树出各级各类最美家庭近1500万户，包括一批婚事新办简办、“不要彩礼要幸福”的家庭典型。

各地妇联充分发挥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等作用，打造公益红娘队伍，定期举办“鹊桥交流会”，组织集体婚礼，为降低彩礼标准的新人提供司仪、证婚、婚宴等服务，让家庭切身感受到移风易俗带来的实惠好处，引导家庭成员争做文明新风的参与者践行者。（记者 孙 航）

相关负责人就推进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问题答记者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发布时间：2023-12-11 18:10:16

2023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举行“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发布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何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王斌主持。

问：有人认为“高额彩礼”是对爱情、婚姻重视程度的表现，也有人认为，无法接收“高额彩礼”的当事人可以选择放弃，为何法院受理的涉彩礼案件数量越来越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彩礼案例是要倡导怎样的理念？

答：彩礼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礼，是男女双方及家庭之间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也蕴含着对婚姻的期盼与祝福。但是，超出家庭负担能力给付的高额彩礼却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质，使婚姻演变成物质交换，不仅对彩礼给付方造成经济压力，影响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也不利于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我们坚决反对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从司法实践看，大量超出家庭正常开支的彩礼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在婚龄较短的情况下，此种不平衡尤为凸显，进而导致矛盾激化，彩礼纠纷数量增多。这恰恰说明，高额彩礼并不能保障婚姻稳定。相反，过分重视彩礼金额、忽略感情基础反而给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埋下隐患。

高额彩礼的产生有复杂的经济、社会因素。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遏制高额彩礼陋习、培育文明乡风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期盼。为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相关部门开展了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配合民政、妇联等部门的前端治理工作，打好“组合拳”，通过妥善审理相关案件，依法平衡各方利益，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推动文明乡风建设。我们发布的典型案例都是从彩礼的目的性特征出发，斟酌各种因素确定不同的返还比例。希望大家通过这些案例，更理性地看待婚姻和彩礼的关系，更多地关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双方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契合度，着力于感情培养，夯实幸福美满婚姻的“地基”，树立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理念。

问：请介绍一下民政部推进移风易俗、整治高额彩礼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答：近年来，民政部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婚俗改革为抓手，多措并举，标本兼治，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扎实开展高额彩礼等婚俗陋习治理，采取一系列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有效减轻了群众婚嫁负担，文明健康婚俗新风正逐步形成。

一是扎实开展婚俗改革实验区建设。为发挥先行先试、示范带动作用，2020年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先后分两批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指导各实验区在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礼仪、治理婚俗领域不正之风、培育文明健康婚俗理念等方面探索经验、打造样板，相关试点地区已形成较好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各级民政部门也主动作为，确定了一大批不同层次的实验单位。截至2023年11月，全国共创建各类实验单位1806家，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层层抓婚俗改革的良好局面。

二是认真做好突出问题治理。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切实减轻群众婚嫁活动负担，各地建机制、定分工、明责任、立规矩，形成了推动问题治理的有效合力。积极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和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作用，用党员干部的身体力行和村规民约、家宴中心、合约食堂、红黑榜等有效措施，规范引导婚姻当事人抵制大操大办、随礼攀比、低俗婚闹等行为。常态化选树一批婚事新办简办、“低彩礼”和“零彩礼”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逐步转变群众思想观念。目前，内蒙古、黑龙江、山东、浙江、河南、江西、甘肃、重庆、四川等许多地方已公布了彩礼、随礼等倡导性标准。河北省河间市、江西省贵溪市等通过突出问题治理，当地婚事花费平均分别减少7-15万元和6万元左右。

三是着力推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各地民政部门依托婚姻登记机关，与妇联等单位积极探索为婚姻当事人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2022年度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总数比2020年度下降43.79%。同时，为帮助当事人做好进入婚姻状态的准备，提升夫妻化解婚姻危机、减少婚姻家庭纠纷的技巧，各地通过公益创投、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当事人分类提供专业化、综合性的婚前辅导和婚姻家庭关系调适服务。目前，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婚姻家庭辅导室覆盖率已接近90%。浙江、广东、内蒙古、辽宁、重庆、陕西等地还探索将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向线上或基层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扩大了覆盖面，充分发挥了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作用。据统计，2023年各地已提供各类婚姻家庭辅导服务300多万人次。

四是改革创新婚俗礼仪。为倡树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各地大力创新、优化服务，设立室内、室外颁证场地，大力推行集体婚礼、慈善婚礼，邀请政府领导、社会名人、模范代表等作为特邀颁证员，鼓励邀请当事人双方父母、亲朋好友到场见证婚礼活动，组织新婚当事人共栽“甜蜜树”，共育“幸福林”，或者到福利院慰问看望老人、儿童，增强新婚当事人对婚姻的庄重感和神圣感，减轻群众负担。据统计，全国现有室外颁证基地687个。仅2023年，各地已开展集体颁证活动近1.2万次，服务40.3万人次；组织集体婚礼活动1625场，服务5.71万人次。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选择参加颁证活动和集体婚礼、公益慈善活动，婚事新办简办新风尚正在形成。

五是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为弘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责任担当、互敬互爱”婚姻理念，各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积极传承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在婚姻登记机关内部设置婚姻文化墙、文化长廊或婚俗文化展厅等，为当事人上好正向婚姻家庭价值观第一课。目前，全国有婚姻文化墙、婚姻文化廊等1330处。部分地区还因地制宜创制婚俗改革类小品、评剧、快板等文化产品，大力宣传文明向上婚姻家庭文化，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好评。

此外，各地还积极探索将婚姻登记机关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的场所，根据婚姻当事人需要，拓展服务功能，设置婚姻登记、恋爱交友、户外颁证、集体婚礼、婚礼度假、摄影摄像、简约婚宴、婚礼彩票、文旅产品、婚俗文化展示等场所或服务项目，有的地方还设置了金婚、银婚等打卡地，为婚姻当事人提供最美环境、最优服务，把婚姻登记机关打造成一站式、综合性婚姻服务场所，满足婚姻当事人办理登记、婚礼、婚庆等需要。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大力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理念，积极培树文明健康婚俗文化，进一步发挥婚俗改革实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完善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优化婚姻管理公共服务供给，继续与相关部门一起做好高额彩礼等婚俗陋习治理，广泛开展相关案件普法宣传，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问：当前，涉及彩礼返还纠纷比较多的有两种：一种是 “闪离”的情况；还有一种是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共同生活的情况。请问这两种情况下，给付彩礼一方是否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彩礼，主要的考量因素有哪些？

答：存续时间较短的婚姻会导致基于婚姻的很多财产安排出现失衡现象，彩礼问题就是这种困境的体现。彩礼是以合两姓之好、并长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一般情况下，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也要看到，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因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在“闪离”的情况下，如果对相关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完全不予支持，尤其是举全家之力给付的高额彩礼，会使双方利益明显失衡，甚至导致给付高额彩礼的一方因此返贫，对未来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践行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就体现在具体案件的妥善审理中。比如，我们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一，双方共同生活仅一年多时间，给付方不存在明显过错，相对于其家庭收入来讲，彩礼数额过高，给付彩礼已造成较重的家庭负担，因此，返还部分彩礼对彩礼给付方是公平的。同时，也要考虑终止妊娠对女方身体健康亦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等事实，注重保护女性合法权益。在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司法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重点调整的是高额彩礼导致的利益失衡现象。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家庭之间经济情况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别，因此，难以对高额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需要在个案中参考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收入等事实具体认定。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五条虽然将彩礼返还区分为未办理结婚登记和已办理结婚登记的不同情况进行规定，但关注点仍在于是否共同生活。在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已经共同生活的双方因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但在审理彩礼返还纠纷时，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该共同生活的事实不仅承载着给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也会对女性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孕育子女等情况下。如果仅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要求接收彩礼一方全部返还，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因此，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经共同生活的情况，应当考量各种因素确定是否返还。比如，本次发布的案例二就是这种情况。双方当事人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年有余，且已生育一子，该案判决女方不需要返还彩礼，符合当地风俗习惯，特别体现了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问：近年来，妇联组织积极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请问具体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参与推进移风易俗，以文明家风助力培育文明乡风？

答：全国妇联党组高度重视移风易俗工作，始终将推进移风易俗作为履行引领服务联系职能、深入开展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指导带动各级妇联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特别是“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为总抓手，以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引导广大家庭抵制高额彩礼，践行移风易俗。

一是以典型示范引领文明新风。全国妇联自201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指导各地深入城乡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广泛动员妇女和家庭成员在晒家规、议家训、亮家风的过程中发现身边的最美家庭典型，目前层层寻找选树出各级各类最美家庭近1500万户，其中就包括一批婚事新办简办、“不要彩礼要幸福”的家庭典型。各地妇联也将移风易俗纳入推荐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绿色家庭、美丽庭院等标准，联合有关部门开展移风易俗群众推荐评议活动，评选“好媳妇”“好婆婆”“移风易俗示范户”，培育群众身边可学可信的优秀典型，让广大家庭在践行移风易俗中学有榜样、行有标杆。

二是以宣传倡导弘扬文明新风。抓住时间节点聚焦宣传，在春节万家团圆之际，全国妇联与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向广大家庭发出倡议，倡导弘扬美德传家风、移风易俗树新风；在全国两会之际，提交《关于治理高价彩礼 培育时代新风貌》《大力倡扬新型婚育文化 积极营造婚育友好环境》的提议案，多家媒体宣传报道。讲好家风故事常态宣传，与中宣部在央视连续举办“闪亮的名字——最美家庭发布仪式”，生动讲述移风易俗优良家风故事。吸引近千万家庭实时收看。全国上下联动开展梦想启航——好家庭好家风巡讲、家和万事兴巡展、中华好家风展演展播，累计举办活动40多万场，受益人次超6亿。各地妇联依托巾帼宣讲队、网格员等，通过文化墙、宣传栏、流动车等方式进村入户，多渠道宣传宣讲移风易俗政策和典型事例，营造家家参与、人人践行移风易俗的良好氛围。

三是以暖心服务培育文明新风。聚焦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将抵制高额彩礼、倡扬移风易俗等内容融入婚恋交友和婚姻家庭服务。全国妇联积极打造中国婚恋网，探索搭建妇联系统上下联动、部门单位协同互动的婚恋交友公益平台，抓住七夕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线上线下交友联谊活动，用年轻人喜爱和易于接受的方式加强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各地妇联充分发挥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等作用，打造公益红娘队伍，定期举办“鹊桥交流会”，组织集体婚礼，为降低彩礼标准的新人提供司仪、证婚、婚宴等服务，让家庭切身感受到移风易俗带来的实惠好处，引导家庭成员争做文明新风的参与者践行者。

围绕落实农业农村部等8部门关于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部署，配合民政部门婚俗改革工作，2022年，全国妇联在全国确定了64个移风易俗工作试点，探索立足妇联职能优势、推进移风易俗的有效模式。各试点地区在推动完善村规民约等制度、发挥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引导、提供婚姻家庭暖心支持服务、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特色经验和有效做法。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试点工作优秀案例，以点带面推动妇联移风易俗工作走深走实。